民報／專欄 2017.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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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上訴乃與再審，構成我國對誤判糾正的兩大機制。再審的門檻相當高，能通過的案件，一千件恐不到一件；至於非常上訴，因專屬於檢察總長，故被告僅有向檢察總長聲請，而無自行提起之權。（圖片來源：民報／CC0） |
郭瑤琪案的救濟途徑
於公務員涉貪的場合，檢察官除須舉證被告有收受利益的事實外，更須提出有無貪污對價的證明。而就郭瑤琪所涉及的台北火車站招標收賄案來說，若所收到者是單純的茶葉，由於茶葉再貴，也不可能與廠商得標後的獲利成比例，就不會被認為有對價性。即便於茶葉罐內，真有兩萬元美金，但是否必然有對價，還得視當事人主觀意思、客觀情狀及得標利益等等為綜合判斷，這就不能免於因法官而異的差別對待。
而本案的第一、二審判決，以查無兩萬元美金或無貪污對價判決無罪，最高法院發回更審後卻改判有罪，對於認定收賄與否的事實，即茶葉罐內二萬美金的依據，竟是備受爭議且疑點百出的監聽譯文。因在長期監聽之下，所得的資訊必然龐雜，但執法機關只會提出對被告不利的部分為證明，這不僅是片段之詞，更屬一種恣意選擇，則此等證據就只能算是傳聞，而難提出於法庭之上。惜更一審法院，不僅未加排除，更僅以譯文的隻字片語，即判斷確實有收受二萬美金之事實，實屬以偏蓋全。
又法院據以認定有罪的另一證據，是來自行賄者的供述。惟此證詞，乃是在調查者不斷提示證物下陳述，不僅前後不一，亦有諸多矛盾，則如此的供述，實是在偵查機關的誘導下所為，根本不具有證據能力。但法院竟認為，證人與被告無冤無仇，不至於誣陷，並以監聽譯文中，證人有要被告注意茶葉內容，即來認定罐內必有美金一事，就反應出司法普遍存在的有罪推定與違反證據法則的一面。
故在更審法院未詳細調查有無收賄證據、又未審查有無貪污的對價關係下，就屬於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10款，即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以及第379條第14款，即裁判不備理由，致為判決絕對違法，即便確定，亦可由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
而所謂非常上訴，必須是在判決違背法令下，由檢察總長向最高法院提出。若確認判決違法，除非證據已經明確而自為判決外，就會撤銷原判決，並由原法院重新審理。故非常上訴乃與再審，構成我國對誤判糾正的兩大機制。惟由於再審的門檻相當高，能通過的案件，恐一千件不會到一件；至於非常上訴，因專屬於檢察總長，故被告僅有向檢察總長聲請，而無自行提起之權。
檢察總長獨攬非常上訴，應修法改正
所以，既然郭瑤琪案的判決瑕疵如此之多，在聲請再審，屢遭駁回之下，就僅能寄望另一管道的非常救濟。只是檢察總長每天面對諸多當事人的聲請，到底如何選擇出可以提起非常上訴者，在法條未如再審般規定詳細下，最終就完全繫乎檢察總長的權力意志。尤其在郭瑤琪案裡，當事人已聲請至少七次，卻都被駁回，為何此次會同意，就更讓人難以理解。
一個可以合理解釋的理由，或在於監察院上月針對此案所提的調查報告。但問題是，被告每次聲請的理由，似與監察院的報告無太大差異，則此次同意提起，到底是檢察總長未曾仔細審閱被告聲請書，抑或懼怕監察院的糾舉權力，還是考慮到政治的風向？實令人感到困惑。更讓人思考，現行由檢察總長獨攬非常上訴權的規範，是否應該重新調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