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對精神疾病犯罪者的處遇準備好了嗎？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永社理事）

民報／專欄　2017.05.15
http://www.peoplenews.tw/news/5b4838a4-a7a5-4233-ba02-0792fd7439ee

精神疾病繁多，有重有輕，一概以此為理由，顯然粗糙，更使刑法的安定性因此產生動搖。（圖片來源：民報取自CC0）

就在北投割喉命案被告龔重安，被高等法院以其罹患思覺失調症，判處無期徒刑後不久，去年引起社會震撼的小燈泡案被告王景玉，士林地院亦以相類似理由，判處無期徒刑。此兩案雖尚未確定，卻有幾近百分之百的機率，不會以死刑為終，致顯示出台灣已步入實質廢死的階段。而從法院皆以患有精神疾病來免除被告一死來看，對於此等犯罪者的處遇，到底現行法制是否已做好準備？

兩公約無明文不得判死規定 這是兩公約人權委員會之解釋

類如龔重安或王景玉的殘暴殺人犯，若不判死刑，則在無期徒刑仍可於二十五年後假釋下，就得在其服刑期間予以矯治，以防止再犯。而依刑法第87條第1項，被法院認定無責任能力致判決無罪者，若足認有再犯或危害公安之虞，須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處分。又依同條第2項，若因限制責任能力致得為減刑者，若有再犯或危害公安之虞，法院仍須在其執行完畢前或後，令入相當處所為監護。凡此條文，即是對精神障礙犯罪者的刑事處遇依據。

惟因監護乃屬保安處分，不能在監獄內執行，致須送入精神病院或醫院等處所矯治，但醫療處所是否有足夠的戒護能量，勢必得為考量的重點。又依刑法第19條第3項，監護處分最長為五年，能否有效戒治，也是個問題。更值關注的是，適用監護處分之前提，乃須經法院判定為無責任或限制責任能力，而依刑法第19條第1項，若有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致造成是非辨識能力或行為控制能力的喪失者，即屬於無責任能力而不罰，若只是因此使辨識或控制能力降低，則屬限制責任能力而得為減刑。

換言之，即便經鑑定患有精神疾病，如龔重安或王景玉，但因法院不認為足以影響是非辨識或行為抑制能力，故兩被告皆非以刑法第19條來免死，而是引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之決議與解釋，即對精神障礙者不得判死，致以無期徒刑來論處。只是在兩人權公約並無不得判死或執行死刑的明文下，法院為何可如此判決？這主要是因，立法院於2009年四月，通過兩人權公約施行法，且根據此法第3條，適用兩公約規定，應參照其立法意旨及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而此委員會曾於1984及2005年，相繼做出不得對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者判處或執行死刑之決議，也就因此成為法院不判死的重要依據。

我國精神病間太少 將導致精神病患受刑人病情加重

只是人權委員會的解釋，明顯比我國刑法第19條的規定寬鬆，且精神疾病繁多，有重有輕，一概以此為理由，顯然粗糙，更使刑法的安定性因此產生動搖。更糟的是，若以兩人權公約來為無期徒刑理由，因其尚不服和刑法第19條之規定，亦無送入醫療處所為矯治與戒護之可能，致得拘禁於監獄。這就會產生一個疑問，即此等因患有精神疾病的犯罪者，在未先進行矯治前，果適合與其他受刑人一同關於監獄？

雖然，法務部矯正署設有桃園、台中與彰化三個精神病監，但在床位、人力與資源極其有限下，必然設定極高的申請門檻，也不可能讓人久待，致可能使諸多患有精神疾病的受刑人，被拒絕於門外，就會使病情更加惡化，而成為不定時的炸彈，致成為監獄管理的最大隱憂。這也是在不判死已處於無可逆轉的情況下，主事者必須儘速解決的棘手課題。

婦聯會違法徵稅和逃稅

黃帝穎（作者為律師、永社理事）

民報／專欄　2017.05.12
http://www.peoplenews.tw/news/9f966d76-50cd-4d69-b386-b4308347c969

憲法規定政府要向人民收稅捐，必需要有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定之，否則違憲。（圖片來源：民報取自CC0）

媒體報導，行政院黨產會發現，婦聯會向來屬「免稅團體」，但2011年卻因不符免稅標準規定，遭財政部國稅局追繳5.1億餘元的「所得稅補繳」費用；黨產會調查也懷疑婦聯會恐是逃稅慣犯，因為除2011年外，1997年和2017年也有補繳所得稅的紀錄，甚至2015年能否達到免稅標準，同樣出現爭議。

事實上，婦聯會不只有違法逃稅的爭議，更有違法徵稅的荒謬歷史。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婦聯會），因蔣宋美齡的私令，自1955年起的34年間，要求商家進出口每結匯1美元，就強制徵收台幣5毛做為「勞軍捐」，向台灣人民違憲徵收超過969億元勞軍捐，但這些欠缺法律依據的稅捐，金流迄今不明。然而，婦聯會收取「勞軍捐」、「防衛捐」並無法律依據，已違反憲法第19條稅捐法律主義，是違法違憲之徵稅。

蔣宋美齡私令 婦聯會違法逃稅、違憲徵稅 金流不明

如今黨產會更調查發現，自婦聯會2015年財務決算發現，婦聯會當年度收入3.5億餘元，支出2.2億餘萬元，但在支出中，「退休金」支出竟暴增達3000多萬元，較往年的數十萬至上百萬的退休金高出許多。

黨產會質疑，「退休金」是否屬於婦聯會「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能否納入免稅標準計算，不無可議；若國稅局未來要求婦聯會補繳2015年度的所得稅，以婦聯會該年度收入3.5億餘元來看，國稅局應依法追究可觀的逃稅之責。

此外，黨產會也發現，婦聯會轄下基金會「婦聯聽障文教基金會」也是逃稅大戶，財政部2012年發現基金會未達免稅標準要求補稅，但基金會主管機關教育部卻以一紙公文，同意該基金會當年未足額支出款項可分四年度使用，讓基金會符合免稅標準，逃過遭國稅局討稅，但仍屬可議。

針對婦聯會的逃稅爭議，黨產會發言人施錦芳指出，根據國稅局所提供資料，婦聯會曾有多次補繳所得稅紀錄，分別是1997年一筆、三百多萬元，2011年四筆、共5.1億餘元，2017年二筆、共4000萬餘元。至於婦聯會哪些支出項目不符免稅標準？這些金額又是補繳哪些年的所得稅？還要釐清。

依法追究逃稅大戶法律責任、追討數百億非法徵稅

就算婦聯會切割國民黨，自稱不是國民黨附隨組織，但婦聯會涉及逃稅，國稅局仍有必要予以查明。更重要的是，依據大法官釋字第706號解釋理由書揭示，「憲法第十九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係指國家課人民以繳納稅捐之義務或給予人民減免稅捐之優惠時，應就租稅主體、租稅客體、稅基、稅率、納稅方法及納稅期間等租稅構成要件，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定之；主管機關本於法定職權就相關法律所為之闡釋，自應秉持憲法原則及相關法律之立法意旨，遵守一般法律解釋方法而為之；如逾越法律解釋之範圍，而增加法律所無之租稅義務，則非憲法第十九條規定之租稅法律主義所許（本院釋字第六二二號、第六四０號、第六七四號、第六九二號、第七０三號解釋參照）」，國家仍應追究婦聯會取得違憲違法徵稅之責。

簡單的說，憲法規定政府要向人民收稅捐，必需要有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定之，否則違憲，但婦聯會向人民收勞軍捐、防衛捐，完全沒有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當然牴觸憲法第十九條稅捐法律主義，也就是說，婦聯會違憲向人民收取稅捐，這比逃稅的違法程度更加嚴重。

婦聯會並非政府機關，人民團體依法納稅是法律義務，況沒有法律授權婦聯會徵稅，因此婦聯會徵收勞軍捐、防衛捐，牴觸憲法第19條稅捐法律主義（租稅法律主義），國家「依法行政」，本應追究婦聯會逃稅的法律責任，同時更應追討婦聯會數百億元的非法徵稅。

【新聞稿】集遊保障未落實，妨害公務遭濫用——路過中正一事件二審開庭前記者會

2014年04月11日傍晚，群眾因中正一分局不當驅離公投盟的集會、並作出「以後不再許可集會」等超越憲法之行政處分，自發前往「路過分局」。其中Savungaz Valincinan、陶漢、洪崇晏、蕭年呈等四名參與者遭起訴，於2016年12/30台北地方法院一審以「妨害公務」、「侮辱公務員」等罪名判決四名被告有罪，提起上訴後訂於今日（05/11）下午進行二審第一次審理。

對如今「集會遊行保障法」遲未修法，且「妨害公務」罪章當中妨害公務、侮辱公署／公務員等條文，乃至其他刑法與行政法規，被用來處罰和限縮集會遊行的情形越見頻繁，集遊惡法修法聯盟、民間司改會、台權會、永社、高教工會等團體與本案及其他案件被告，今日下午二時於高院前共同召開記者會，呼籲行政及司法部門，儘速修正「完整落實集遊權」的保障法，檢討被濫用的其他法規，並且停止再以司法訴訟或其他行政處份的方式，迫使集會陳抗參與者承受不必要的代價！

本案被告痛批，長期以來警方對人民陳抗採取各種粗暴執法行為，卻難以被究責，行政院事件的施暴員警如今仍然找不到，但反之人民陳抗只要稍有冒犯，不論是肢體接觸或者激烈言詞，即便並未造成任何傷害，卻幾乎都會被以妨害公務相關罪責所追訴，顯然是對於人民集會陳抗的權利有意且嚴重打壓，只想解決提出問題的人，卻不解決問題。

各聲援團體強調，集會遊行「和平與否」才是重點，緊急、偶發、有無首謀、報備與否、禮貌與否都不應該成為限制人民集遊權、甚至加諸刑罰的理由，縱使人民陳抗與警方有肢體接觸，亦應考量行為本身是否即為言論表達的一環，是否即是在質疑、阻擋政府不當行政，若是，則亦應將之視為和平集遊陳抗的一部分，不應濫行加以刑罰，更不應該如目前集遊法當中的第30條，特別針對抗爭者而訂立更嚴峻的刑罰。

聲援者也進一步痛批侮辱公署、侮辱公務員等刑罰是威權遺毒，許多國家對於單純批評、侮辱國家象徵或者機關權威的行為，都視為言論自由範圍並除罪化。以高若想參與兼任助理納勞保抗爭並對公務人員捏蛋為例，被捏蛋的公務員如果覺得不舒服，可以進行民事追究，沒有任何公務受到阻礙，國家根本沒有理由特別保護政府高官、甚至額外以更嚴厲的刑法追訴，台灣還保有侮辱公署或者侮辱公務員的罪名，是「不民主的象徵」。

而今年一月高教工會抗議到教育部訴求兼任教師納勞基法，亦有成員遭到警方以違反集會遊行法為由移送地檢署，顯示集遊法如今仍是政府用以打壓抗爭者的重要工具，對於相關法規的修正，集盟及各團體呼籲：集會遊行和陳情抗議是人民最基本的發聲手段，政府應該將街頭還給勞苦大眾；除應儘速適用兩公約對於和平集會遊行權的保障，刪除不必要的程序和行政限制，修改集遊法和其他法規，去除針對陳抗行為的罪刑；更該避免濫用警力對於陳抗行動過量干預，提高警察人權意識訓練，莫使警察成為鎮壓人民的打手；當然也不該再動輒以公共危險罪、廢棄物清理法等其他法規，或者額外設立禁制區、強制排除等行政措施對抗爭者加以威脅和排除。

記者會最後，出席者共同高呼「集遊保障未落實，妨害公務遭濫用」、「抗爭有理，反對濫訴」等口號，本案被告也進入高院進行二審第一次開庭。

【主持】

洪崇晏／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學生

【出席】

Savungaz Valincinan／原住民族青年陣線成員，中正一事件妨害公務被告

陶漢／輔仁大學學生中正一事件侮辱公務員被告

洪崇晏／世新社發所學生、中正一事件集會遊行侮辱公署被告

高涌誠／律師、永社理事長

高若想／政大社會所學生、兼任助理捏蛋案侮辱公務員被告

陳政亮／高教工會秘書長、世新大學社發所副教授

王曦／台灣人權促進會法務

何友倫／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研究專員

【聲援團體】

集遊惡法修法聯盟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台灣人權促進會

永社

臺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

蔡瑞月舞蹈社

不管大狼只管小黃？

黃帝穎（作者為律師、永社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7.05.06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100103

補習班狼師誘姦女學生事件，凸顯政府對於狼師的防範，遠比不上對計程車司機的嚴格。簡單來說，政府執法只要相同標準，也能有效避免出現下一個房思琪。

依據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一，有性侵害、性騷擾或虐待兒童行為，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二，對他人為性騷擾，經依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條科處罰鍰確定…」，不得擔任補習班負責人及教職員工。雖有法律的防狼師規定，但實務上，政府卻對補習班少有監督及執行。

對比之下，同樣是防治犯罪，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曾犯…刑法第兩百二十一條至第兩百二十九條妨害性自主之罪，經判決罪刑確定者，不准辦理營業小客車駕駛人執業登記」，主管機關則依法對計程車司機嚴格執行。難道色狼也分職業高低，不管狼師、只管司機？政府執法容許這種雙重標準？

因此，曾有計程車司機不服政府的嚴格執法而提起訴訟，最後大法官在釋字第五八四號解釋作成合憲解釋，認定法律對於職業自由的限制，以包括妨害性自主等犯罪做為排除的條件，合於憲法對工作權的保障及比例原則。同樣的法理，政府如依據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九條規定，採取與對計程車司機相同的執法標準，依法防治「狼師」，除了合於上開釋憲意旨外，更將符合社會對政府公平防治「性犯罪」的期待。

酒駕對同乘者連坐處罰的疑問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永社理事）

蘋果日報／論壇　2017.05.02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70502/37635999/

面對居高不下的酒駕違規案件，立法院初審通過《道路交通安全處罰條例》修正草案，除對酒駕累犯及拒絕酒測者採累進罰鍰的加重處罰外，更受關注者，即是對同乘者亦處以6000到1萬2000元之罰鍰。如此的連坐重罰，能否有效嚇阻酒駕，不得而知，卻有法律適用的爭議。

酒駕連坐罰最明顯之例是日本，只要是提供車輛、賣酒給駕駛者等，都有刑事處罰。據日本《道路交通法》，明知駕駛酒醉而仍與之共乘者，可處3年以下徒刑或50萬日圓以下罰金。其目的是希冀同乘者能盡早勸阻及制止酒駕者上路，以免於憾事發生。

此次立法院修法即沿襲日本。惟有疑的是，日本對於酒駕同乘者乃採刑罰對待，但立院此番並非修《刑法》而是《道路交通安全處罰條例》，自僅能以行政罰鍰為之。同時，對於同乘者的連帶處罰，排除掉18歲以下、70歲以上及身心障礙者，或有其道理，但將搭乘計程車或租車等乘客排除，或能避免處罰過廣，卻可能使連坐處罰效果打折。

明知與否如何查證

更麻煩的是，為了避免過度課予同乘者的義務，勢必得限定於明知，也就是確定故意之情況。只是明知與否，警察如何查證？又如此模糊且空泛的主觀要件，勢必也會造成執法者的差異對待。

此外，目前對於酒醉駕車者，若呼氣酒精濃度在千分之0.15至0.25之間，乃以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處罰條例》處1萬5000到9萬元的罰鍰。但酒精濃度超過千分之0.25，則須依《刑法》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且得併科2萬元以下罰金。故未來，立法者若僅將同乘者的連坐處罰增訂於《道路交通安全處罰條例》，而未於《刑法》中為相類似的刑罰規定，這就會形成，酒駕者觸犯行政罰、同乘者須連坐處罰，駕駛者觸犯較重的刑罰、同乘者卻無庸處罰的詭異現象。

雖然，警察取締酒駕違規每年都超過10萬件以上，但因酒駕肇事死亡人數，已從2011年的400多人逐年下降至100多人；顯見警察的強力取締，能防止肇事致死發生。也因此，酒駕防制不能只依賴重罰，而應是通盤性的立法與執法政策之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