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報／專欄 2015.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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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長柯文哲在上任後，立即拆除了忠孝西路公車專用道，無獨有偶的是，台中市長林佳龍在視察BRT行控中心後，更斥責是騙局一場，致會儘速檢討是否拆除。只是對於如此決策粗糙，甚至只為選舉造勢的急就章工程，雖已耗費民膏民脂，卻難為法律究責。
以台北市忠孝西路的公車專用道來說，花了四千多萬元興建，也於2006年完工後，卻遲遲不啟用，更不為是否拆除的決定，不管當初興建之實益何在，抑或有更遠大的目標，這八年來，實已造成公帑的浪費，更造成用路人有形、無形的重大損失。惟諷刺的是，雖然我國貪瀆犯罪的類型繁多，且又有貪污治罪條例的重刑對待，卻無如日本刑法第193條般，將單純的公務員濫用職權之行為入罪化。也因此，若主管與承辦官員，並未收受來自於廠商的金錢，亦未有圖利私人之情事，即便決策過程欠缺深思熟慮，也無法成立公務員受賄或圖利罪，致僅能視為是行政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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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長柯文哲在上任後，立即拆除了忠孝西路公車專用道。（民報／記者黃謙賢攝） |
惟若要論以行政責任，卻又面臨諸多難題。這是因決策的形成與付諸實現，往往須經由一定的程序，故會有諸多公務員經手，這就易形成相互卸責的狀況。即便只針對決策的首長為究責，但其亦可將責任推給前任者，甚或以議會通過背書為正當化理由。尤其是現行的懲戒程序，乃由監察院提起彈劾為開始，但由於監察委員乃屬政治性的任命，其中立性與客觀性，一向備受質疑，是否遭彈劾，恐非繫於違法失職，而在與高層的關係遠近。即便撇開此等政治因素不談，而由監察院提起彈劾，並由公懲會為審理，但在民選首長乃有任期制下，即便對之為行政懲戒，恐也已卸任，致顯得毫無實益。
而在面對政府官員決策所造成的損失，欲追究刑事或行政責任有其困難下，就只能對之為民事求償。只是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3項，國家機關欲對公務員求償，乃須以其有故意或重大過失為要件，但關於政策的形成與實踐過程，即便有疏失，卻難稱為重大過失，更遑論是為故意。更麻煩的是，即便可認定有故意或重大過失，但是否能對之求償，卻以成立國家賠償為前提。只是針對粗糙或錯誤的決策，即便已耗損了龐大的國庫支出，但就納稅人而言，卻只能算是反射利益而非權利之損害，致不具有請求國賠之權利適格。這也代表，種種濫權的政府作為，卻因無人可提國賠之故，國家自也無權對決策公務員為求償，凡此國庫支出，最後就得由全民來買單。
所以，從決策粗糙或錯誤所造成的重大損害，於現行法制可能難以究責的情況下，似乎只能靠議會來加以制衡。惟關於議員對行政官員的監督，卻可能受制於資料調取的困難。尤其是行政機關動輒會以國家機密來為拒絕提供之理由，則在機密與否乃完全由主管機關自行核定下，就等同可藉此來為保護傘，民主監督亦將因此落空。
長久以來，台灣總存在一個迷思，即將公務員不收錢等同於清廉，卻忽略了決策專斷與粗糙所帶來的重大損害與不利結果。所以，針對公務員的濫用職權，尤其是為選舉亂開支票並倉促兌現的種種行徑，在現行制度難為法律究責下，就只能依賴選民的智慧，以選票來加以制裁。或許有些無奈，卻也是人民最有利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