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報 2014.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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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合一選舉後，釋放陳前總統就醫似被認為是藍綠和解的重要契機，只是關於受刑人的保外就醫，不應一直圍繞政治因素考量，而棄醫學專業、法律與人權於不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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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放陳前總統就醫似被認為是藍綠和解的重要契機，只是關於受刑人的保外就醫，不應一直圍繞政治因素考量，而棄醫學專業、法律與人權於不顧。（中央社資料照） |
我國已簽署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0條第1項明文，即便自由已依法被剝奪，但仍須為人性尊嚴與人道的對待，又同條第3項更言明，行刑的目的，在使受刑人為社會復歸準備。故受刑人雖受到人身自由拘束，但就身為人所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卻與一般人無異。此外，聯合國更頒布有「受拘禁者處遇最低基準規則」，以為具體保障之規範。
而依「受拘禁者處遇最低基準規則」第62條，即要求刑事處遇機構至少要有內科、外科與精神科的設置，並要有最少一人的專職醫師為對應，此看似簡單的要求，但以我國目前監獄設施的實況來說，卻屬遙不可及的夢想。惟醫療資源缺乏的現況，卻不能成為否定或限縮受刑人醫療權的理由與藉口，獄方至少得根據此規則第25、26條的規定，定期派醫師對所有受刑人做身體與精神上檢查，對於受刑人生病就醫的請求，也應立即診治。甚而依據我國現行監獄行刑法第57條，關於自費延醫的規定，也不應視為是獄方的裁量權，以防止其動輒否定，而侵害受刑人的健康權。
所以，在我國現行監獄內醫療設施與人員普遍不足情況下，對患有身體或精神疾病的受刑人，就得依「受拘禁者處遇最低基準規則」第22條第2項規定，使其有即時接受專門醫師診治的途徑與權利。而依監獄行刑法第58條第1項，受刑人在罹患疾病時，乃以獄內治療為優先，只有在監內不能為適當醫治時，才由獄方報請法務部來決定，到底是要戒護就醫，抑或移至病監，還是保外醫治。至於此等裁量權限，卻不能是法務部恣意之決定，而是以尊重醫療專業的判斷為前提。
惟至今，針對陳前總統的病況，除有台北、台中榮總的醫療診斷外，更因其仍有案件審理尚未終結，故台北地院亦委請長庚醫院為身心狀況之鑑定，以來為是否停止審判的判斷依據。凡此資料與報告皆已明確指出，陳前總統不僅患有多重的慢性疾病，其腦神經也處於退化狀態，致出現認知、語言、記憶等等之障礙，甚且在此等的身心症狀呈現階梯式惡化下，醫師亦提出居家監禁的建議。
只是面對此等的專業判斷，法務部似乎充耳不聞，更於去年4月19日，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將陳前總統移送至台中監獄附設的培德醫院，而法務部為此舉措的主要理由，即是認為居家監禁於法無據。但諷刺的是，根據法務部所頒佈的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第73條第7款後段，一旦為保外就醫且未指定受刑人須強制住院治療之決定，實就與居家監禁無異。故法務部以法無所據來否定，顯是自打嘴巴。
更值檢討的是，在醫師判斷陳前總統的疾病已不適合獄內矯治的情況下，法務部仍堅持尚未達於保外就醫之程度，如此專斷的作為，不僅踐踏醫學專業，更視法律於無物。退萬步言，就算法務部言之成理，也得儘速醫治以免使狀況繼續惡化才是，惜從現有的監獄內醫療設施與資源的不足，實也難為期待。而若要等到身心疾病已達於不可逆的狀態才允准保外就醫，就形同是死亡宣告，致有違雙重處罰禁止的憲法原則，行政裁量權也著實超越了法院判決的既判力。
誠如德國哲學家康德所言，「人只能是目的而不是工具」。所以，對陳前總統的保外就醫問題，不應是政治人物算計的籌碼，亦不應成為藍綠和解的祭品。惟有回歸醫學專業與法律，才能落實人權之保障，於陳前總統是如此，其他受刑人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