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報／專欄 2017.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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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國刑事訴訟法修正時，特別於偵查章增加技術偵查措施一節。而根據中國刑事訴訟法第148條，只要是對國家安全、恐怖主義、組織或毒品等重大犯罪，公安及檢察機關就可採取技術偵查措施。惟關於此等措施之內容，並未有條文加以界定，就可涵蓋監聽、網路監控、秘密跟蹤、GPS定位，甚至是所有電子郵件的檢查等，致等同是種概括與空白授權。甚且，在此等技術手段的決定，並非由法院來審查，而是由公安與檢察機關依據自我的內部規則來批准，這就讓人民的行動自由與隱私權，隨時有被監控之可能，致使中國落入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 1903.6.25－1950.1.21）在《1984》一書中，所謂的老大哥（big brother）社會。
至於若被偵查機關逮捕後，依據中國刑事訴訟法第83條第2項，必須在24小時內通知家屬。惟此條文卻也例外規定，若有涉及國家安全之犯罪或者通知不能之情況，偵查機關就可免除此等通知義務。故如李明哲之例，因涉及顛覆國家政權之重罪，再加以目前兩岸關係處於冰凍期，若家屬未受通知，也符合法律的規定，致顯露出強調國家安全遠勝過人權保障的中國法治特色。
而根據中國刑事訴訟法第118條第1項，雖規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有權進行有罪或無罪答辯，卻強調其對偵查人員必須誠實以對，甚至在第2項還有，如實供述自我罪行，必將從輕發落之明文。此等坦白從寬、抗辯從嚴的立法，或可使偵查人員以相當文明的方式，來慫恿被偵訊者自認己罪，卻絕對與現代法治國家所強調的不自證己罪權保障相違背。
又於中國刑事訴訟法第34條第3項，針對死刑、無期徒刑，如李明哲所涉及的顛覆國家政權罪，不管在偵查、還是審判階段，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及法院，在被告無委任律師時，都有義務通知法律扶助機構派律師為辯護，似可有效保障當事人的訴訟權。惟依第37條第3項，於涉及國家安全，如顛覆國家政權罪之場合，律師與在押被告之會面，必須得到偵查機關同意，致使辯護權的核心完全被挖空。
更值注意的是，中國刑案律師於辯護過程中，即便只是告訴當事人於法庭之上，哪些話該講、哪些話不該講，還是常常得面臨刑法第306條第1項，法定刑為3到7年有期徒刑的教唆偽證罪之風險，一不小心，委託人案件尚未確定，自己反可能先被定罪。尤其在這幾年，中國執法與司法機關，竟以刑罰極重的顛覆國家政權罪來對付維權律師，就使刑案辯護人猶如走在鋼索之上。也因此，於李明哲的案件裡，由法院所指派的律師，唯一的作用，自然是鼓勵被告自白，致偏離辯護權保障的精神。
而在台灣剛結束的司改國是會議，對於法庭是否開放直播，有著不小的爭議，但不管如何，網路直播可以使公開審理更為深化，並因此監督與抑制司法權之恣意與專斷，惟就中國而言，卻是展現文明辦案之成果。尤其是涉及國家安全之犯罪，更可用以教示、警惕，甚至是恐嚇人民，不可踩踏到紅線。也因此，李明哲的認罪，感覺不出有一絲的自由意志，只令人感到不寒而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