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報／專欄 2017.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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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故意或過失，乃存在於人之內心，如何證明，實有其困難，且若造成侵害者為大型企業體，關於此主觀要素，實更難為認定。 （圖片來源：取材自網路／民報影像合成） |
八仙塵爆事件已滿兩年，惟關於刑事究責與民事求償訴訟，要非陷入僵局，即是剛剛開始，致凸顯出司法究責牛步化之本質，也成為必須檢討之對象。
就刑事究責來說，雖然承辦人已遭地院判刑四年十個月有期徒刑；被害家屬質疑，明明如此大的傷亡，為何如此輕判？惟會造成這樣的結果，並非司法已死，而是刑法規範結構所致。這是因業務過失致死罪，法定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確實不能算重；而由於此類案件，被害人往往會採附帶民事訴訟求償，若雙方達成和解，法院判處兩年以下徒刑，並給予緩刑機會相對提升。不過，八仙塵爆死傷慘重，依據刑法一罪一罰，亦可累加至三十年的執行刑，法院似乎也有重判的法律基礎。
問題在刑法不在法院！最高刑罰5年 判4年10個月其實不算輕
只是根據刑法第五十五條，針對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侵害數法益，即學理上稱為想像競合的情形，必須從一重處斷。故如八仙案般，因為一次性的活動，就僅能算是一個業務過失行為，即便死傷者眾，最終也僅能以一罪論。既然如此，法官判處四年十個月，接近法定刑五年的上限，不能謂輕。
而八仙案更讓人思考，是否有必要於刑法增加重大過失致死罪，以將法定刑提升至五年以上的條文。惟如此增訂，勢必牽動整個刑事法體系，不可能在短期間完成修法。更值注意的是，針對八仙負責人等的不起訴處分，因告訴人提起再議，且高檢署也已撤銷，似乎看到一線正義的曙光。惟若士林地檢署一再為不起訴處分，就必陷入再議、撤銷發回的惡性循環中；而再議經無理由駁回者，告訴人雖有向法院提起交付審判之權，但若案件陷入懸而未決的狀態，此種權利等同受到阻斷，而八仙案目前就陷入此等景況。
惟刑罰不管多重，恐也無助於被害人求償，尤其原先附帶於刑事的民事求償訴訟，刑事法院於一審判決時，就以裁判裁定移送民事庭為審理。這雖是基於專業及迅速審判所為的考量，卻喪失附帶民事訴訟之免繳訴訟費用、證據共通及促使被告早日賠償等的便利性功能，更可能因此陷入訴訟障礙。
由於八仙塵爆，由於死傷的人數實在太多，若個別對業者求償，就會出現強、弱勢的不對等，致得利用集體或團體訴訟。只是這些被害人乃因偶然聚會而產生交集，彼此之間多不熟識，如何啟動此等訴訟，實有賴第三者的介入聯繫，這或許也是新北市政府於第一時間，來取得被害人承諾為訴訟權移轉，而由其來聘請律師為集體訴訟，或交由法扶基金會或消基會為團體訴訟的原因。
新北市也可能有責任 何能接受被害人訴訟委託？
惟這裡會產生的矛盾是，新北市政府亦可能是在此事件中，該被究責的對象之一，何能接受來自於被害人的訴訟委託？而如此的舉措，也必然使被害人會考慮是否要進行國家賠償的動作，致在無形中，解消了新北市政府該負有的責任。
而民事求償更大的問題，還來自於舉證責任的負擔。因欲請求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原告須證明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權利，始足以當之。只是所謂故意或過失，乃存在於人之內心，如何證明，實有其困難，且若造成侵害者為大型企業體，關於此主觀要素，實更難為認定。
更麻煩的還不僅此，就算能證明侵害者有故意或過失，仍得證明行為與受害結果有因果關係才行。民事訴訟，原則上法院不為職權調查，關於因果關係的舉證責任，自然落在原告一方。但在環保、消費訴訟場合，欲證明行為與損害的因果關係，本就有難度，且當事人間往往存有極大的地位差異，再加上資訊幾乎掌握在強勢的被告方，以及為證明因果所必須付出龐大的鑑定費用。而就算原告提出汙染事實及受害結果，也會被對造輕易卸責。原本已處於劣勢的原告，就得面臨舉證不足的敗訴風險。
總之，從八仙塵爆的事後究責及民事賠償的困境來看，就完全暴露出司法於公共災害救助的侷限性，致得重新思考與檢視現行的法律體系，以來為因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