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7.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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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謊有效性的前提，乃人所言真假能夠引發特定的生理反應，且在個人無法自我控制下，這些反應能被儀器所測知，並為專家所判讀。惟此前提看似有科學性，卻一直存有爭議。
對測謊有效性的質疑，乃來自於其是否有客觀性，尤其施測者的專業性與否、儀器運作是否合於標準、施測環境是否正常等等，皆會影響受測的結果，又在每個人的生理狀況皆不同下，如何能有一致的判定基準？如與其他科學鑑識，如DNA相較，由於此種鑑定不具有上述的干擾因素，準確性極高，也可由其他專家依相同程序為檢視。相對而言，測謊無法排除諸多干擾因素，致不具有科學所強調的再現性，致無法檢視過程與結果的正確性，而成為測謊鑑定的致命傷。
我國刑事司法實務雖不排除此種證據，卻要求施測者須受有良好的專業訓練與經驗、施測機器品質良好且運作正常與施測環境必須排除干擾外，更得在受測者的身心及意識正常的情況，才得為測謊。
為使相對人保持此狀態，施測者既應告知得拒絕的權利與測謊所可能帶來的影響，更得先檢視身心狀態是否適於受測。凡此要求，正暴露出在受迫情況所為的測謊，不僅侵害被告的防禦權，其取得的結果必也失真。
而就算司法實務對測謊鑑定有如此嚴格要求，卻未必能獲得實踐，因在施測空間為偵訊者所掌控，而受測者處於孤立下，即便是無辜者，其身心果能保持正常？又現行施測，往往是在檢方認為被告不說真話或不認罪時為之，施測者即可能存有先入為主的偏見，致難保證其客觀性。若被告仍不認罪，即難逃測謊未過的宿命，致等同是變相的自白，而嚴重侵害不自證己罪權。
回想江國慶，除被刑求逼供外，就是在測謊未過下，被偵查者認為是鐵證如山的證明，再加以其他不知多少虛偽證據的推波助瀾，致被送上死刑場。也因此，包括測謊在內的所有號稱科學的證據方法，都該被重新檢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