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20日 星期五

防止濫訴也應包括檢察官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永社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7.10.20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144869

司法院與法務部正研擬防濫訴條款,除將處罰的對象擴及於律師外,亦提高罰鍰的金額。只是目前可能濫訴者,也應包括檢察官在內,卻未聽聞主事者有該修法與檢討之處。

依刑事訴訟法第二五一條第一項,雖規定有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但到底足不足,實完全繫於檢察官的認定。為避免濫行起訴,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一六一條第二項,就要求法院於正式審判前,對於起訴案件進行適格與否之審查。只是此制度於二○○三年施行以來,成效不彰,想藉由司法權來抑制檢察權濫用的功能,也就因此落空。

尤其,明明是檢察官負有舉證責任,被告卻常得證明自己無罪,如提出不在場證明等等,法官也常打破客觀聽訟者之角色,而介入證據的調查。凡此種種,既顯示台灣審判程序的畸形發展,也使被告不自證己罪權之保障,形同具文。

而在檢察官具有絕對的訴訟與證據優勢下,被告若有幸獲判無罪,檢方仍可提起上訴,只有在第二審亦判無罪的情況,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九條第一項,原則上,才不得上訴最高法院。如此對檢察官之優待,卻是對被告的痛苦折磨,也嚴重違反雙重訴追禁止的憲法原則。

更糟的是,被告一旦無罪確定,對於一再濫訴的檢察官,本可依刑法第一二五條第一項第三款,即法定刑一到七年有期徒刑的濫權追訴罪來究責。惟此罪於主觀上僅限於明知,要能證明此等確定故意,實有如登天之難,再加以無可期待檢察體系的自我糾錯下,所謂濫權追訴罪,也僅具有刑法的宣示意義。

也因此,對於受無罪確定的無辜被告,若曾遭羈押,就只能依據刑事補償法,向國家請求補償,雖然依此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補償機關可對公務員求償,卻僅限於有故意或重大過失,這必然會出現請求的障礙。而於被告未曾受羈押時,就僅能依國家賠償法來請求賠償,惟依此法第十三條,於法官、檢察官執行職務致侵害人權之場合,必須此等人員犯職務之罪且經確定者,始符合國賠要件。則在檢察官很難因濫訴而被訴追,更遑論有罪確定下,聲請國賠之途徑就被堵塞,致暴露出檢察權幾乎無以制衡之現況。

2017年10月19日 星期四

【活動紀錄】1014「法院公平不公平?──以『前總統案件』為例」 永社司改系列座談會(四)



【座談會資訊】

時間:2017/10/14(六)09:30-11:45
地點:左轉有書x慕哲咖啡台北市紹興北街 3 號 B1

主辦:永社台灣陪審團協會綠色逗陣法操FOLLAW
協辦:台灣北社
直播:法操FOLLAW

主持人:
 陳師孟/綠色逗陣理事長

與談人:
 陳志祥/基隆地方法院法官
 洪英花/臺北地方法院法官
 鄭文龍/律師、永社理事
 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永社理事
 林佳和/政治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完整資訊請參見:http://taiwanforever2012.blogspot.tw/2017/10/1014.html



【影像紀錄】

*現場直播紀錄:https://www.facebook.com/follawfollaw/videos/1846802995633738/

 感謝 法操FOLLAW 協助攝影直播


*YouTube影片清單連結: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gEHi_3unev2MKpSuB1EJPhJUIQUk9jQI

 更多影片請點選「播放清單」檢視




【座談會資料】

原來台灣是超級大總統制
(黃帝穎/律師、永社副理事長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7.10.13)

馬英九洩密案二審無罪判決
http://jirs.judicial.gov.tw/FJUD/index_1_S.aspx?p=TR7f3Ejcq17PpRKQx%2b%2f2rG6YGm%2b41BUTLl9%2fyxfWsEw%3d

司法對待扁馬有無不同(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永社理事)



陳志祥法官投影片



【活動照片】



*更多照片請見永社臉書相簿:
 https://www.facebook.com/pg/taiwanforever2012/photos/?tab=album&album_id=1451548738261980


【相關報導】

*民報/扁馬待遇大不同 鄭文龍:法界本身應檢討
 http://www.peoplenews.tw/news/489eeee3-d6c6-4d66-ac67-c1c68022ff6f

*中央社/法院遭指對馬扁處理不公平 司法院澄清[影]
 http://www.cna.com.tw/news/aipl/201710140085-1.aspx

*臺灣時報/民團:法院對扁不公平
 http://www.twtimes.com.tw/?page=news&nid=674620

*聯合新聞網/法院遭指對馬扁處理不公平 司法院澄清
 https://udn.com/news/story/6656/2756738

*中央廣播電台/法院遭指對馬扁處理不公平司法院澄清
 http://cnnews.rti.org.tw/m/news/detail/?recordId=374003

蝦皮示警 台灣缺乏網路產業的國際戰略

江雅綺(作者為台北科技大學智財所副教授、永社社員)

上報/論壇 2017.10.19
http://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27099

有律師出面檢舉蝦皮電商的資金來源是陸資,投審會刻正審查中。事實上,筆者相信,倘若查出蝦皮背後是陸資,多數消費者並不感到驚訝,而若未來投審會審查結果,由於蝦皮的投資架構設計,導致它披著「外資」的外衣無法可罰,這更不令人意外。畢竟,多年來,陸資透過人頭帳戶、VIE架構入台,並非新聞。

比較令人驚訝的是,蝦皮居然在短短時間之內,就將台灣電商龍頭逼到還手無力的困窘之境,相當程度讓台灣網路產業的發展隱憂浮現。尤其更令人擔心的是,由於網路產業的幾項特性,未來被打倒的不會是一家台灣電商平台而已,倘若台灣網路產業崩倒,恐怕會比前20年傳統產業大量西進的後果,更加災難。

網路空間是第五向度的場域,網路產業能夠輕易跨越國境,但它並不僅僅影響虛擬空間。一家電商在台進行或媒合交易,它就能掌握交易的物流、金流、和資訊流。而網路產業具有大者恆大的特性,只要成為電商第一,蝦皮能掌握的物流、金流和資訊流,將會因為規模效應,愈滾愈大。

其次,網路產業的模式看似去中心化,但最成功的企業皆具有壟斷的特質,人們歌頌創新,卻忽略市場力量早就失衡。今年4月,美國市調公司Statcounter公布了2016年3月~2017年3月年度全球主流搜索引擎市占率排行榜。Google、Bing以及雅虎是前三名,百度、Yandex RU以及Yandex則是四至六名。但第一名Google的搜索引擎市場占有率高達92.13%,而其他五家則在3~0.3%之間。

社群網站亦同,2017年發表的市調報告,Facebook的使用者有近19億,第二名WhatsAPP有10億,不但僅及FB的一半,且早被FB 用190億美元買下。第三名又是FB 的Messenger,第四名QQ和第五名Wechat各約9億,第六名QQ旗下Qzone為6億,第七名又是FB以10億美元買走的INSTAGRAM,也擁有6億。於是,扣掉把FB 擋在牆外的中國QQ和Wechat,社群市場全是FB相關企業的天下,如果這不是贏家全拿,什麼才叫做贏家全拿!

此外,平台的使用者,還會進一步透過使用行為,將更多數據回饋給平台網站,讓領先的社群平台網站在未來下一階段的經濟發展,也占住了最佳的戰略位置。

目前台灣的網路產業,事實上等同是美國網路產業食物鏈的下游,工作辛勤但利潤微薄,而蝦皮事件最大的警訊,是若台灣也成為陸資企業食物鏈的下游,利潤微薄之外,是不是有更可怕的後果?

中國的電商一方面對國外電商築建長城,另方面對消費者提供運費減免、履約保證、價格低、選擇多、服務全面而周到,其網路產業發展如此迅速,是兼具實力與戰略的必然結果。而台灣既無面對跨境網路產業的國際戰略,在商場邏輯上,面對國外電商又如此脆弱不堪一擊。筆者做為一個多年的網購者,一路堅持不到對岸淘寶,但如果我們的電商產業,只能靠愛台灣而維持,像筆者這樣的消費者,還能撐多久呢?

2017年10月18日 星期三

打開冤案平反的正義大門—再審制度必須再改革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永社理事)

ETNEWS新聞雲/法律 2017.10.17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71017/1032271.htm

台灣的刑事案件,到底有多少的誤判從來無法調查,更無從知曉。但不管這個數字是高、還是低,任何可能遭到誤判的案件,都必須讓其有救濟之機會。只是關於目前的非常救濟手段,聲請的門檻相當高,即便如再審,於2015年初已放寬要件,卻仍有改革的空間。

再審,乃是對原判決所依憑的證據,已被證實是虛偽者所為的一種非常救濟手段。由於此制度的目的,即是對誤判進行糾正,雖無停止確定判決的效力,但依據《刑事訴訟法》第430條但書,法院卻可依職權裁定原判決的執行,這於死刑判決的場合即顯示出其重要性,而成為冤罪平反最主要的手段

而欲提起再審,其困難度也不低,因原判決所憑證據若屬虛偽,不外就是證人作偽證、證物遭偽造,甚或是檢察官或法官的違法濫權,惟依據《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2項,必須是在此等人員遭判刑確定後,才可提起再審。惟欲證明此等情事,顯非易事,尤其是檢審的違法濫權,恐更是難如登天,因此,目前可以提起再審者,恐只剩下發現新事實、新證據的情況。

惟司法實務,向來對所謂新事實、新證據,採取極為嚴格的界定,即僅限於判決確定前已存在卻未及審酌者。如此的見解,不僅阻絕了判決確定後所發現的新事證,如藉由新的DNA檢測技術來翻案之可能性,更附加了法條所無的限制,致嚴重違反權力分立原則。也因此,就造成我國聲請再審的成功機率,竟只有百分之0.7左右

在2015年1月修法時,除於《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5款增列司法警察違法濫權而遭判刑確定,可提起再審外,更於《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就將發現新事實、新證據的要件加以放寬。同時,在同條第3項,更明文所謂新事證,不僅指的是判決確定前已發現未調查者,亦包括判決確定後,始出現的事實與證據。凡此修正,目的正在防止法院以恣意解釋的方式來限縮再審的門檻。

只是如此的放寬,似未帶來再審之門的敞開。如已纏訟近三十年的邱和順,即陸正案來說,當年負責偵訊的台北市刑大員警,不僅已遭監察院彈劾,更有人因刑求而受有罪判決確定,於《刑事訴訟法》修正後提起再審,仍遭駁回。之所以會如此,有一個相當關鍵的因素,即在於能否期待司法系統的自我糾錯

這個答案,雖不能說是絕對否定,卻也難以給予肯定的答案,若果如此,就得思考於制度上,對於再審是否開啟,由外部人員,甚或如英國成立再審委員會來審查之必要性。惟如此的制度,因涉及訴訟結構的改變,未必能在短時間內成形,但於現階段,卻是可以審慎評估之選項。

在制度未翻轉前,至少於決定再審與否,不能僅以書面審查為已足,而應以公開審理為原則。同時,對於被告方自行委請的鑑定,如DNA檢測也不應動輒加以排斥,而完全以官方鑑定為主。畢竟,會有冤案產生,除執法人員的不當取供,或者目擊者的指認有誤外,司法太偏向與相信公鑑定報告的證明力,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論國民法官之司改主張

黃帝穎(作者為律師、永社理事)

新世紀智庫論壇 2017.09.30
http://www.taiwanncf.org.tw/ttforum/79/79-13.pdf

蔡英文總統兌現2016年選舉政見,召開司改國是會議,在歷經多次司改國是會議分組會議後,於2017年8月21日進行總結會議,雖司改國是會議之各項決議,無法完全滿足各倡議團體之主張與期待,然司改國是會議決議中,包括:監督及淘汰不適任司法人員、法庭透明等,仍較現行制度進步,尚值肯定及關注立法後續實踐。

其中,涉及審判制度重大變革之「國民法官」,究竟是偏向陪審團制度或參審制之制度改革,各界主張及看法不一。2017年8月11日媒體報導,新政府上台後,認為馬政府推動的「觀審制」,不讓人民在法院審判時有表決權、不符民意,司法院參考日本的「裁判員制度」後,推出「國民法官制度」,初步研擬每件案子的國民法官人數為六人、職業法官為三人,判決結果採多數決,讓人民審案時能當家作主,並與職業法官一同開庭斷案。司法院秘書長呂太郎表示,推動「國民法官制度」的「人民參與審判法草案」,最慢今年底出爐,預定明年上半年就可會銜行政院、函請立法院審議,最快明年就可上路。

然對於媒體報導「國民法官」係採參考日本的「裁判員制度」,司法院發布新聞稿澄清「有關自由時報106年8月11日『司法院參考日本裁判員制度,推出國民法官制度…』報導,司法院說明如下:本院將參考各國(如美國、德國、日本、韓國等)人民參與審判的制度與實踐經驗,設計符合我國國情需要的『人民參與審判制度』,而非僅以日本裁判員制度為參考對象。目前僅就參與審判人民如何選出,進行研議,尚未就人民如何參與審判進行討論或作成政策決定。特此說明。」

基此,司改國是會議總結後提出的「國民法官」改革主張,涉及我國審判體制的重大變革,然國民法官有無違憲爭議?其內涵如何?事涉能否重建人民對司法的信任,這恐是蔡政府司改成敗的關鍵,值得持續探討。


.........閱讀完整內容,請至:新世紀智庫論壇第七十九期

2017年10月17日 星期二

安樂死之立法行不行?

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永社理事)

民報/專欄 2017.10.17
http://www.peoplenews.tw/news/652a09aa-b3ab-4437-bc73-40007f090149

資深體育主播傅達仁,因自己罹癌之經歷,呼籲各界一起來推動安樂死法案,以讓人有尊嚴的活著或死去。惟依《刑法》第275條第1項的加工自殺罪,只要是教唆或幫助他人使之自殺,或受其囑託或得其承諾而殺之者,可處一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也就是說,於現行法制,任何人對於自己的生命法益,都無權自由處分。這也是安樂死,目前所須面對的最大障礙。

就病人距離死亡,已處於無可避免的狀態下,若仍須承受無謂的急救行為,只會帶來更多與更大的痛苦。故基於人性尊嚴之考量,於2000年,立法院就通過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則在面對生命接近終了且已無可逆轉下,只要依照此條例所規定的程序,如兩位醫師確診為終期病人,且經本人或其最近親屬同意,就可停止一切的維生措施。故於所謂消極安樂死之情形,醫療人員只要依照此等法定程序,就不會有觸犯刑法加工自殺罪之可能。

於2016年公佈,並將於2019年生效的病人自主權利法,更進一步承認生前,可以書面預立生命終期善終的醫療指示。根據此法第9條第1項,預立的醫療指示,還得包括有醫療機構、衛生機關或受主管機關委託之法人所提供的醫療照顧計畫及核章,更得有公證人公證或兩人以上在場,再經註記於健保卡,才算生效。如此縝密的過程,雖可避免任何人草率決定死亡之事,卻因程序過於繁瑣,致產生會有多少人,想先行預立指示的懷疑。尤其對已經生效的預立指示,之後雖可變更或撤回,卻仍須以書面向主管機關申請更新註記。

只是人的生死難於預測,當突如其來的意外發生時,此預立的醫療指示,能否代表當下的真意,實也未知。甚且,此法所涵蓋的對象,除末期病人外,尚包括處於不可逆轉之昏迷、永久植物人、極重度失智或難以治癒的疾病且無他法可為解決者等五款狀況。比之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的範圍來得大,如何適用法律,就會成為疑問。

而病人自主權利法,亦屬於消極性安樂死之情況,則一般所稱的積極安樂死,即生命尚未接近終點,卻因疾病纏身且痛不欲生,致以施打藥劑讓其終結者,仍非此法所涉及之對象。由於施打者即便已得到相對人同意,但因客觀上仍有殺之作為,就會碰觸到加工自殺罪的核心,勢必得另立特別法,以來阻卻其不法性。而若欲立法,必得先對適用對象,即重症病患為限定,且其範圍一定要比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所指稱的末期病人來得廣,否則就無太大意義。只是如何界定重大症病、該採概括抑或列舉病名等,就會有一番爭議。

即便能清楚劃分重症病患之範疇,但到底要至如何之程度,才能進入安樂死程序,必又會進入極大的論戰。又在確診與施以安樂死醫師不能同一下,到底要規定多少醫療專業者參與、該具備何種資格或證照、又該如何告知病人醫療抉擇權等等,實皆為棘手問題。更值注意的是,一旦有積極安樂死的立法出現,就會與現有的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病人自主權利法產生競合,致造成法律適用的紊亂現象。

就算排除萬難,立下積極安樂死的特別法,若處處充斥著模糊與空泛之字眼,必違反明確性,致會陷入恣意判斷之危險。況且,果真會有醫生,敢冒著挑戰法律與道德之紅線來為病人安樂死,也是個疑問。更值深思的是,如此的立法,肯定對刑法的生命權絕對保障之原則,造成極大的衝擊與衝突。

網路無國界 電商莫鎖在中國

江雅綺(作者為台北科技大學智財所副教授、永社社員)

上報/論壇 2017.10.15
http://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26765

推動數位經濟是當今顯學,但當本土電商元老也開始向政府陳情,忽然讓我們發現,數位市場看似有無限機會,但這些機會卻對資金、資源、市占率已經十分龐大的巨人特別優惠,微小或中小型企業,在數位世界中往往有任人宰割的哀嘆。

公開資料顯示,阿里巴巴現有包括B2B貿易、網上零售、購物搜索引擎、第三方支付和雲計算服務,集團2015年淨利75 億美元。百度從搜索引擎起家,目前旗下經營投資的包含導航服務、社交服務、遊戲娛樂、行動裝置服務、轉件工具等,2015年的營業額數字是人民幣663億。

而騰訊因為有食衣住行無所不包的微信,號稱是全球第四大網路公司,和美國科技巨頭並立。在大者恆大、贏者全拿的網路市場中,這些網路超級大平台,確實讓台灣電商感受非常大的壓力。

基於上述這些數字,自然有許多分析認為,兩岸相較之下,20年來台灣電商的成長幅度太少。至於原因為何,則不一而足:或許是因為台灣法規保守、電商的第三方支付起步太晚(起步了嗎?);或許是由於台灣線下實體商店的便利,壓縮了線上電商的空間;或許是因為台灣是民主國家,沒有由全面監控發展出全面網路平台的迫切動機;或許是因為中國市場太大,而台灣相對太小…

筆者認為上述分析的問題,在於往往限於兩岸為比較基礎,導致電商發展總以中國電商為本,卻忽略了其他國家的可能性。

例如,日本也是實體世界十分便利民主的國家,2015年,日本的電商市場規模是美國的1/4,達800億美元。亞馬遜在日本市場很積極,但至2016年,日本樂天仍然領先於亞馬遜日本站和雅虎日本站。

再以韓國為例,人口5000萬,卻是全世界第七大以及亞太地區第三大電子商務零售市場,並且擁有亞太地區最高的電子商務普及率、以及最快的上網速度。而韓國線上零售商龍頭Coupang成立於2010年8月,創辦人表示,公司將以超越AMAZON 為目標。

如果日本、韓國都有深厚的商業傳統與法治制度,那我們來看看近年來電商潛力大爆發的印尼,根據2016年的調查,印尼流量最高的前50大網站,排名第一的是「印尼版淘寶」—印尼本土的網購平台TOKOPEDIA,第二位是印尼本土最大論壇KASKUS,第三位是本土分類廣告平台CLX,第四位才出現德國ROCKET INTERNET 的LAZADA。

日本、韓國、印尼都沒有面臨跨國網路巨擘的威脅嗎?或是沒有來自中國超級大平台的壓迫嗎?相信並非如此。但是在地電商,仍有在地電商的利基與優勢。網路無國界,電商經營者在要求政府更加全球化之餘,其心態也應該邁向國際。不斷以中國的發展為藍本,無異把自己鎖在中國,而要求政府協助封鎖,則更是違反市場潮流、走向失敗主義了。

2017年10月16日 星期一

High Court reinvents presidential system

Huang Di-ying  黃帝穎
(Huang Di-ying is a lawyer and director of Taiwan Forever Association)
(作者為律師、永社理事)

Translated by Tu Yu-an and Paul Cooper

TAIPEI TIMES / Editorials 2017.10.16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editorials/archives/2017/10/16/2003680428/1

The Taiwan High Court on Wednesday, to the surprise of many, acquitted former president Ma Ying-jeou (馬英九) of abetting a leak of classified information. As part of the reasons for the acquittal, the court cited Taiwan’s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system and referred to presidential systems of government to justify Ma’s leak of the classified information.

The verdict is an international embarrassment, failing as it does to uphold the principle of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and the rule of the law that are essential to democracy, and confirming that the president has the power to interfere with ongoing individual investigations.

The High Court ruled that: “The nation’s president is not a titular head of state, and even though members of the general public and scholars of law and politics often refer to the nation’s political system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as a hybrid, semi-presidential system, in practice the premier is directly appointed by the president, while ministers are usually determined jointly through discussion by the president and the premier. The public considers the premier to be chief of staff, and in that they are not wrong… for Ma to have attempted to ascertain whether this case involved illicit lobbying and to have brought the premier in on the matter, in the interests of dissipating a political storm and maintaining political stability in this country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conforms to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here in Taiwan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and is not inconsistent with the system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By extension, Ma’s presidential powers covered investigating ongoing individual cases, allowing him to extend the powers of the president into judicial cases. This is quite inconceivable in a democracy.

The US is perhaps the gold standard for the presidential system. Even there, the president does not have the power to act “in the interests of dissipating a political storm and maintaining political stability in [the] country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and to use this as a pretext for intervening in individual cases.

A case in point: When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ttempted to implement what he called a “travel ban” to prevent immigration from seven countries, he was stopped in his tracks by the courts; neither did the president have the right to interfere with the judicial process.

In the same way, Trump is even more vexed with the ongoing inquiry into Russian interference in the US election, and yet the president has no power to find out about the progress of the inquiry, or indeed to ask his secretary of state or attorney-general to deal with it as a means to “dissipate a political storm.”

The High Court has essentially taken it upon itself to fabricate a kind of superpresidential system — more powerful even than the US presidential system — all to enable Ma to evade conviction.

As part of this fabricated system, the president in Taiwan is apparently allowed to intervene in individual judicial cases, listen to the transcripts of conversations of the incumbent legislative speaker in an ongoing investigation being carried out by the prosecutor-general, while disregarding the principle of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enshrined in the constitution.

By the same logic, President Tsai Ing-wen (蔡英文), and indeed all presidents in Taiwan from this day on, can proceed along the “Ma model” of governance.

Now, whenever the head of a branch of government is involved in an investigation, the president will be allowed to listen in on wiretapped recordings, or ask their prosecutor-general to give them a report on the progress of the case. Is that right?

The High Court’s acquittal of Ma not only rides roughshod over democratic values and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t harms the public’s trust in the judiciary.

2017年10月14日 星期六

1014「法院公平不公平?──以『前總統案件』為例」 永社司改系列座談會(四)


法院公平不公平?──以『前總統案件』為例
永社司改系列座談會(四)

敬請報名:https://goo.gl/forms/Gf8RBIMTJmAKDNft1

臺灣自從1996年開始總統直選,至今三位總統於卸任後,都曾遭遇司法追訴或審判,然而這些案件當中,偵查的程序、法院的審理真的公平嗎?為何時常被人們質疑有標準不一致、理由相衝突、見解有出入的地方?為此,永社特別邀請學者專家,以『前總統們的案件』為例,就其中所涉及的程序和法律爭議加以分析,例如為陳前總統量身訂做的「實質影響力說」、檢察官「教唆偽證」之情事、審理期間「更換法官」是否太過恣意、罕見「自為裁判」的最高法院,或者是在馬前總統案件中天外飛來一筆的「憲法第44條總統院際調解權」、「公使錢」、「大水庫理論」等等。種種爭議,希望可以透過本次座談會,讓社會各界更進一步地釐清司法的見解和相關的法律。

時間:2017/10/14(六) 09:30-11:45
地點:左轉有書x慕哲咖啡 地下沙龍
台北市紹興北街 3 號 B1 ,捷運板南線善導寺站 6 號出口)

主辦單位:永社台灣陪審團協會綠色逗陣
協辦單位:台灣北社
現場直播:法操FOLLAW

主持人:
 陳師孟/教授、綠色逗陣理事長

與談人:
 陳志祥/基隆地方法院法官
 洪英花/臺北地方法院法官
 鄭文龍/律師、永社理事
 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永社理事
 林佳和/政治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時間分配:主持人15min 與談人15min 綜合討論30min

活動頁面: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283285018840733
敬請報名:https://goo.gl/forms/Gf8RBIMTJmAKDNft1

2017年10月13日 星期五

原來台灣是超級大總統制

黃帝穎(作者為律師、永社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7.10.13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142940

高等法院判決馬英九教唆洩密案無罪,各界譁然。其中,判決理由引用「總統制」等憲政論證,作為馬英九洩密無罪的藉口,形同認證總統有權介入偵查中個案,這種毫無權力分立及民主法治觀念的判決,簡直是國際笑話。

高院判決稱,「我國總統非虛位元首,雖社會大眾與法政學者,常稱我國憲政為雙首長制,但實際運作上,行政院院長由總統直接任命即可,而中央部會首長,常見由總統與行政院院長共同會商後決定,坊間稱行政院院長為幕僚長,實不為過…馬英九出面瞭解本案有無關說情事,併同行政院院長處理,以解決政治風暴、維持政局安定、維護國家利益,合於台灣近年來政治現象,與憲政體制不相違悖。」推論出馬總統職權涵蓋偵查中個案,讓總統行政權可以擴及至司法個案,這在民主國家難以想像。

就算是世界指標性的「總統制」國家─美國,美國總統也無權以「解決政治風暴、維持政局安定、維護國家利益」當藉口,介入司法個案,舉例來說:川普限制六國國民入境美國的「旅行禁令」,就曾經法院裁定撤銷,而總統在司法程序中無權介入;通俄門事件更是嚴重困擾川普,但總統無權找偵查中的檢警調來「報告」個案,更無權併同國務卿或司法部長處理,來解決政治風暴。

高院為了幫馬英九脫罪,自創比美國總統權力還高的「超級大總統」,讓總統有權介入司法個案,聽取檢察總長尚在偵查所監聽國會議長的譯文,無須理會憲法權力分立原則,則同樣的邏輯,蔡英文總統及未來每一任總統,都可比照馬英九模式,凡是機關首長涉案的偵查案件,即可聽取或要求檢察長報告個案?

高院為馬脫罪的判決,拿總統制當馬無罪的藉口,不只背棄普世民主憲政價值,更再度重創人民對司法的信任。

2017年10月12日 星期四

被割裂的案件 被割裂的無罪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永社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7.10.12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142684

立委柯建銘自訴馬前總統洩密案,經高等法院駁回檢方上訴,致以無罪確定。如此的結果,或有來自於審判者的主觀認定,卻也有案件被割裂審理的因素使然。

於二○一三年九月政爭期間所爆發的洩密情事,於一開始,立委柯建銘即先行自訴當年九月一日的教唆洩密罪與九月十一日的加重誹謗罪,並為台北地院所受理。至於其他,如馬前總統直接或叫檢察總長向行政院長報告之部分,柯立委則向北檢為告發。原本此等系列性的洩密動作,因於時間、空間上有密接性,理當為接續犯而屬同一案件,致應依刑事訴訟法第八條的競合管轄之規定,統由單一法庭進行審理。惟北檢曾將馬前總統所涉的其他罪名,一併移送由自訴庭為審理,卻被以犯罪事實非屬相同而打回票,致使案件分由不同法庭為審理,就注定真相還原困難之命運。

如於柯建銘自訴案裡,因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一項的洩漏國防以外機密罪,只處罰洩密者,而不處罰機密接受者,故馬前總統於黃世銘主動向其報告之行為,就無犯罪之可能。也因此,其再叫檢察總長入官邸、有否進一步提供監聽與通聯紀錄等等,才是教唆洩密成罪與否之關鍵。惟教唆犯,除須有教唆犯意外,更須有具體的犯罪指示,但於自訴案的審理過程,僅發現有八十八秒的通聯紀錄,而無任何通話內容,實難以認定有教唆之故意與行為。
更重要的是,再叫檢察總長前來,若報告內容與前一天相同,基於已洩之密不算機密之理,就無洩密之問題存在。惟第二次與第一次報告,是否在實質屬同一,若未能連結之後,馬前總統再向行政院長、總統府秘書長說明等之行為來觀察,實無以看出其中的端倪。只是就此部分,卻是由他法庭審理,基於不告不理,自訴法庭就不能為訴外審理,致使原告方的舉證受到束縛,被告方也可輕易擊破。

總之,於馬前總統的案件裡,法官謹守罪疑惟輕,甚或動輒以抽象、空泛的憲法依據來為阻卻違法事由,往好的一方面想,確實符合無罪推定與證據裁判原則。只是這些刑事司法最基本的精神,是否也能廣澤於平民百姓,肯定才是此等判決最該被檢驗之處。

2017年10月11日 星期三

獨立公投有法律正當性嗎?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永社理事)

民報/專欄 2017.10.11
http://www.peoplenews.tw/news/b338d9e6-5d1e-4171-869d-817ac371ddff

庫德族自治區及西班牙加泰隆尼亞州,相繼舉行獨立公投,雖皆未獲國際承認,卻讓人聯想,台灣有否舉辦獨立公投之可能性?若真舉辦,是否具有法律正當性?

首先,舉辦獨立公投,是否會面臨刑法第100條第1項的內亂罪之處罰呢?原本此條文的構成要件,只要意圖破壞國體或分裂國土而著手實行,就可成立本罪。但於1991年,因有研究生組讀書會,來研讀史明所著的《台灣四百年史》,遭調查局以主張台獨致觸犯內亂罪逮捕,引發學界抗議且要求廢除《刑法》第100條。立法院於1992年修法,仍保留內亂罪,但刪除陰謀內亂罪,亦將行為手段限定於強暴脅迫,所謂言論、思想內亂之罪名,從此在台灣消失。也因此,目前舉辦獨立公投也好、統一公投也罷,因非屬強暴脅迫,致不可能成立內亂罪。

只是獨立公投是否符合公民投票法、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卻是更值關注之議題。目前公投法雖無明文禁止獨立公投,但因此法乃是立基於所謂中華民國憲法體制之下,獨立公投的合法性,自不可能依循此而來。即便撇開此不談,也不論公投門檻是否過高,若真有依公投法之繁瑣程序,完成獨立公投之提案,但根據公民投票法第34條,還須由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為審議,就有很大的機率會被駁回。凡此規定,正凸顯鳥籠公投之稱謂,實非浪得虛名。

故任一地區獨立公投的正當性,都不可能來自於國內法,而是得訴諸於國際法。最明顯者,即是第一次大戰後,由美國總統威爾遜所提出的民族自決論,並落實於1945年所制訂聯合國憲章第1條第2款。又我國立法院於2009年所通過的兩人權公約施行法裡,其中的經濟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條第1款,亦明文所有民族均享有自決權,且據此可自由決定其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之發展,亦屬獨立公投的重要基石。

惟民族自決雖屬國際人權,但在全球化時代,是否存有單一族群所構成的地區或國家,實在有很大的疑問。以在90年代初,引發內戰的波士尼亞為例,該地區雖以信穆斯林者居多,卻也有信天主教與東正教者。而就過去南斯拉夫聯邦來說,穆斯林乃屬相對少數,也在政治上遭排擠,故於內戰之初,即處於絕對劣勢。尤其是當時塞爾維亞總統,也是南聯總統的米洛塞維奇,打破聯合國的武器禁運協議,將大量武器運給塞爾維亞民兵,就造成後來慘絕人寰的種族屠殺。

而在北約大力介入下,南斯拉夫聯邦雖然瓦解,波士尼亞也順勢獨立,但過去屬於相對少數的穆斯林就成為多數,這就必然會引發其他族群的恐慌。所以,如今在波士尼亞的莫斯塔爾市廣場,就豎立著一座李小龍的雕像,乍看之下,顯得有點突兀,卻是為避免族群再次紛爭,由市民所做出的最終選擇。從此也顯露出,所謂民族自決於現今的實踐,顯然比十九、二十世紀來得複雜。

其次,於聯合國憲章裡,同樣也強調各國領土的完整性,這事實上,是與民族自決所象徵的分離主義,是有所衝突的。甚且,有時民族自決可能也會成為強權者併吞他國領土的手段,遠的不說,就以近年來引起紛爭的克里米亞為例,其獨立公投雖在脫離烏克蘭,但最終卻是加入俄羅斯,致為強國介入他國領土與內政的表徵。

總之,獨立公投的合法性基礎,不難直接訴求於國際人權規章,但因這些主張自主權的民族或地區,往往於國際社會上處於弱勢,就必然會遭受強大的阻力,甚至是血腥鎮壓。故獨立公投能否成事,恐非決定於法理,而是取諸於更多國際政治之現實。

2017年10月6日 星期五

【會後新聞稿】10/06 「民間監督落實司改國是會議決議聯盟」成立記者會

~監督落實,改革前進~
「民間監督落實司改國是會議決議聯盟」成立記者會



時間:2017年10月06日(五)上午10:00~10:30
地點:立法院紅樓202會議室


會後新聞稿

為期10個多月的「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議」在8月12日總結會議後,宣告結束。然而,司法改革工程,才正要開始。

長期關注各項議題的NGO團體及司改國是會議委員,為此共同籌組「民間監督落實司改國是會議決議聯盟」。

今日(10/6),特於立法院紅樓202室召開聯盟成立記者會,並對於官方應如何落實決議,提出三點建議:

總統應責成或協調政府各部會設置政策對話窗口,並落實「諮詢小組」以協助官方與民間持續對話

司改國是會議是總統就職時的政策宣示,背負了民眾對於司法改革的期待,至關重要。總統不僅要對政策品質負責,更有義務隨時回應社會對於改革方案的質疑與建議。我們建議,總統應責成或協調決議所涉權責機關指定對話窗口,負責有關決議落實對外的溝通聯繫。此外,總統也應兌現總結回應時的承諾,設立並落實諮詢小組的功能,作為民間與官方持續對話的管道。一方面,蒐集民間的監督意見,另方面,透過權責機關的窗口,持續協助官方與民間對話,確保司改國是會議決議得到落實。

政府各部會應公開具體說明如何落實決議之規劃,並邀請民間團體參與因應國是會議設置的修法小組或政策小組

本次司改國是會議採取了與1999年全國司法改革會議全然不同的進行方式,重視開放透明、擴大參與。我們認為,未來政府各部會因應司改國是會議決議,規劃改革方案時,亦應秉持相同精神辦理:權責機關應公開其執行國是會議決議的具體規劃,包含預算編列、執行優先次序、執行方法(提出修法草案、修改內部行政規則等)、時程、負責的內部單位等資訊,以供社會知悉其期程設定、資源配置,以及可能遭遇的困難。

此外,根據目前司法院、法務部已提出的改革方案,可發現院部已成立若干法律修正委員會,建議亦應採行如同國是會議一般之開放精神,邀請外部學者專家或關注特定議題之NGO團體代表參與,並適時公開小組內容與進度,以收集思廣益、減少政策推行阻力之效果。

官方應架設網路平台,以擴大民眾參與,同時,並應製作親民版之決議全文或規劃報告

由於司改國是會議做成的決議範圍,可能同時涉及多部會的權責,為使民眾可全面性地掌握各權責機關的進度,我們建議官方應架設網路平台,並設計一致的執行進度呈現方式,彙整收納各部會落實決議的進程。

鑒於眾多司改國是會議做成的決議仍以法律專業術語來呈現,大大提高民眾理解的門檻,建議官方應進行白話轉譯,並製作英文、泰文、越南文等其他語言的版本,以確保所有可能受決議影響的群體(如新移民、受刑人)可充分知悉決議內容,也才可能進一步監督官方是否落實決議。

國是會議每一場會議,均是委員們付出時間、精力所討論而成,每項決議都承載著參與者對於改革的美好願景,而這些承諾要如何交織成司改藍圖,指引台灣未來二、三十年前進的方向,是政府必須要去思考與負責的。「民間監督落實司改國是會議聯盟」將集眾人之力,持續監督政府修法會議、修法草案,以及其他改革政策之制定與落實,也期許總統能好好接住社會對於司法的改革想望,交出司法改革的漂亮成績單。


「民間監督落實司改國是會議決議聯盟」成員
(依筆劃排序,且持續增加中)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天主教新竹教區越南外勞配偶辦公室
 王以凡(國是會議委員)
 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
 台北律師公會
 台灣永社
 台灣人權促進會
 台灣警察工作權益推動協會
 台灣勞工陣線
 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
 民間公民與法治教育基金會
 民間司改會
 李俊億(國是會議委員)
 法律扶助基金會
 林文蔚(國是會議委員)
 林孟皇(國是會議委員)
 南洋姐妹會
 原住民族青年陣線
 孫一信(國是會議委員)
 黃致豪(國是會議委員)
 冤獄平反協會
 蔡博方(國是會議委員)
 劉北元(國是會議委員)
 環境法律人協會
 環境權保障基金會
 盧映潔(國是會議委員)


記者會出席代表

 黃怡碧/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執行長
 賴毓棻/天主教新竹教區越南外勞配偶辦公室社工
 林欣怡/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執行長
 林俊宏/台北律師公會常務理事
 洪崇晏/台灣永社副秘書長
 吳宗哲/台灣警察工作權益推動協會常務理事
 王惀宇/台灣警察工作權益推動協會理事
 孫友聯/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
 葉大華/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秘書長
 羅士翔/台灣冤獄平反協會執行長
 Savungaz Valincinan/台灣原住民族政策協會
 李岳霖/民間公民與法治教育基金會執行長
 林永頌/民間司改會董事長
 陳雨凡/民間司改會副執行長
 蘇宜士/法律扶助基金會法務處主任
 賴韋利(Kai Limadjakan)/原住民族青年陣線總召
 張譽尹/環境法律人協會理事長
 林三加/環境權保障基金會董事長
 郭鴻儀/環境權保障基金會專職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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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報導】

 聯合新聞網/民間監督落實司改國是會議決議聯盟成立記者會
 https://udn.com/news/story/6656/2742498

 中央廣播電台/民間成立監督司改聯盟 籲政府說明落實進度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372646


詳情請見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網站:
https://www.jrf.org.tw/articles/1410

美國槍枝管制受限於憲法之困境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永社理事)

民報/專欄 2017.10.06
http://www.peoplenews.tw/news/eae137f5-66b2-4964-90a2-11911fc81344


賭城拉斯維加斯發生槍擊事件,造成59人死、500多人傷的慘劇。由於槍手擁有的槍械,不管在質與量上皆屬驚人,致使美國槍枝管制的爭議再起。而總統川普認為,問題出在人、而非槍,故仍堅持心智健全者有權擁有槍枝之權利。從此凸顯出,美國槍枝管制的政策,既有治安考量,恐更有如憲法與主事者的主觀態度存在,致使問題趨向複雜化。

在由美國開國元老之一的傑佛遜,所撰寫的獨立宣言裡,即強調「人民有推翻不義政府的天賦人權」,以來為脫離英國的正當化基礎。所以,於1791年所通過的美國憲法增修條文,其中的第2條,不僅維持各州的國民兵制度,也為了呼應獨立宣言中的主張,更明文保障人民持有與攜帶武器的權利,以讓人民保有反抗政府的力量與彈性,免使天賦人權成為空談。

只是隨著時代變遷,當初認為擁有武器以來對抗不義政府的想法,似顯得不合時宜,但在此種權利受到位階最高的憲法保障下,若立法嚴格禁止人民擁有槍枝,肯定得面臨違憲與否的爭議。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就曾於2008年,將華盛頓特區實施已32年,嚴格禁止私人擁有槍枝的立法,宣告為違憲,並強調人民擁有槍枝以為自衛,乃憲法所賦予且不可剝奪的個人權利。而在2010年,亦針對芝加哥市實施也近30年的相類似立法,宣告為違憲,並強調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2條的權利,不僅適用於聯邦,亦適用於各州。

而因大屠殺事件頻傳,對槍枝嚴格管制、甚至禁絕的呼聲不斷,但在人民擁有武器乃屬憲法所保障下,就得先透過修憲,才能立法嚴格規範。惟依美國憲法第5條,須有參、眾兩院3分之2以上的議員或由3分之2以上的州議會向國會提出憲法修正案後,再交由各州為批准,並經4分之3以上的州議會或州修憲大會同意後,才能生效。如此的修憲門檻,難度實在太高,想以修憲方式來解決槍枝氾濫,就顯得不切實際,致僅能以法律為適度管制。

只是美國槍擊事件即便頻仍,國會對於槍械的管制立法,卻一直處於消極。尤其於2012年11月,發生於康乃迪克州的Sany Hook小學的槍殺事件後,時任總統歐巴馬就積極推動立法,但由共和黨所掌控的參、眾兩院,或因《憲法》、或因受到美國槍枝協會(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NRA)的影響,卻遲遲不為所動。這就迫使歐巴馬於2016年1月,頒布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要求對購槍者的背景資料為調查,更禁止對有犯罪前例或心智缺陷者(mental illness)販售。

惟此種基於總統特權所為的命令,往往碰觸到權力分立的紅線,就必然引起共和黨居多的國會反彈,更棘手的是,其中對心智缺陷的禁售令,馬上面臨如何界定的疑義。

由於各種精神疾病的輕重程度不一,若採取廣義,甚至連焦慮、歇斯底里症等也會被涵蓋,這明顯有違比例原則。故在去年底,歐巴馬將卸任前,就進一步具體化為,因心智缺陷而受保險或補助,致須他人代為處理事務者。如此的定義,是否更明確,實有相當疑問,且以有否接受殘障補助為基準,恐是對經濟弱勢者之標籤,致有違平等原則。更遑論,為了調查個人背景資料,所可能造成的隱私權侵害。

於今年初,共和黨仍佔多數的新國會與新總統川普,相繼以捍衛憲法所保障的人民自我防衛權為由,推翻與廢止歐巴馬的槍枝管制命令,就使原本列在不得購槍名單,總計約有7萬5千人,因此獲得解禁。而現在,發生拉斯維加斯的悲劇,川普雖言明,必須重新檢視槍枝立法與對策,似也強調,管制心智缺陷者比管制槍枝重要。只是有許多持槍屠殺者,或許也包括此次拉斯維加斯事件的行為人,於過往,並未有精神病史,故川普想以事前追蹤來預防,卻不嚴格管制槍械的政策,既是馬後砲,也顯得不實際,卻顯露出對精神疾病患者的歧視心態。而美國民眾的身家安危,也繼續繫於這些不確定的因素之上。 

2017年10月3日 星期二

天燈升起 改革前進 --「民間監督落實司改國是會議決議聯盟」成立記者會 新聞稿

時間:10/06 10:00
地點:立法院紅樓202室

  為期10個多月的「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議」在8月12日總結會議後,宣告畫上休止符。

  但是,司法改革工程,才正要開始:司改國是會議做成上百項決議,所涉及的權責機關橫跨司法院、法務部、內政部、衛福部、勞動部、教育部等,亟需政府建置整合性的議題管理機制。然而,從蔡英文總統主持總結會議時所做的回應,前述機制的具體規畫並不清楚,若各機關各持己見,無法整合,決議內容就難以被推行。
為此,長期關心各項改革議題的NGO團體及司法改革國是會議委員共同籌組「民間監督落實司改國是會議決議聯盟」,對於接續的改革如何進行,提出3點建議:

1 降低民眾監督決議落實的門檻

  鑒於眾多司改國是會議通過的決議仍選擇以法律專業術語來呈現,建議官方應進行白話轉譯,並製作英文、泰文、越南文等其他語言的版本,以確保所有受決議影響的群體(如新移民、受刑人)可充分知悉決議內容,也才可能進一步檢視官方如何回應決議。
此外,由於司改國是會議做成的決議範圍,可能同時涉及多部會的權責,為使民眾可全面性地掌握各權責機關的進度,我們建議官方應架設網路平台,並設計一致的執行現況呈現方式,彙整收納各部會落實決議的進程。

2 政府部門決議落實方案的開放透明

  本次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採取了與1999年全國司法改革會議不同的進行方式,重視開放透明、擴大參與。我們認為,未來司改決議在各權責機關執行時,亦應秉持相同之精神辦理:權責機關應公開其執行國是會議決議的具體規劃,包含預算編列、執行優先次序、執行方法(提出修法草案、修改內部行政規則等)、時程、負責的內部單位等資訊,以供社會知悉其資源配置,以及可能遭遇的困難。

此外,根據目前司法院、法務部已提出的改革方案,可發現院部已成立若干法律修正委員會,建議亦應採行如同國是會議一般之開放精神,廣納各界政策意見、邀請外部學者專家或關注特定議題之NGO團體代表參與、適時公開小組內容與進度,以收集思廣義、減少政策推行阻力之效果。

3建立社會與政府部門間持續對話之管道

  司改國是會議是總統就職時的政策宣示,背負了民眾對於司法改革的期待,至關重要,政府不只要對政策品質負責,更有義務隨時回應社會對於改革方案的質疑與建議。我們建議,決議所涉權責機關應指定對話窗口,負責國是會議決議執行事項對外的溝通聯繫;總統府也應設立諮詢小組,蒐集民間的監督意見,並透過權責機關的窗口,持續對話及追蹤官方的執行進度,確保司改國是會議決議得到落實。

  國是會議每一場會議,均是委員們付出時間、精力所研析、討論而成,每項決議都承載著參與者對於改革的美好願景,而這一個個司法天燈要如何交織成司改藍圖,指引台灣未來二、三十年前進的方向,是政府必須要去思考與負責的。「民間監督落實司改國是會議聯盟」將集眾人之力,持續監督政府修法會議、修法草案,或其他改革政策之形成、制定、與落實,也期許總統能好好接住社會的改革想望,交出司法改革的漂亮成績單。


「民間監督落實司改國是會議決議聯盟」成員(依筆劃排序,且持續增加中)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天主教新竹教區越南外勞配偶辦公室、王以凡(國是會議委員)、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台北律師公會、台灣永社、台灣人權促進會、台灣警察工作權益推動協會、台灣勞工陣線、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民間公民與法治教育基金會、民間司改會、李俊億(國是會議委員)、法律扶助基金會、林文蔚(國是會議委員)、林孟皇(國是會議委員)、原住民族青年陣線、黃致豪(國是會議委員)、南洋姐妹會、冤獄平反協會、蔡博方(國是會議委員)、劉北元(國是會議委員)、環境法律人協會、環境權保障基金會、盧映潔(國是會議委員)


【出席代表】

林永頌律師/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董事長、陳雨凡律師/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副執行長、黃盈嘉律師/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專職律師、高榮志律師/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執行長、張譽尹律師/環境法律人協會理事長、李岳霖律師/民間公民與法治教育基金會執行長、林欣怡/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執行長、林俊宏律師/台北律師公會常務理事

2017年9月29日 星期五

掃黑絕不寬貸 但什麼是黑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永社理事)

蘋果日報/論壇 2017.09.28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70928/37795950/

台大租場地給《中國新歌聲》節目事件,有統促黨成員持甩棍追打學生,內政部長要求警察機關必須貫徹三打掃黑政策,將暴力集團連根刨起。如此宣稱或許展現了治安首長對抗犯罪的決心,但須思考的前提是:這個「黑」字,如何定義、又如何找尋?

依據《刑法》第154條第1項,參與以犯罪為宗旨之結社,即可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首謀者,更可處1到7年有期徒刑。而根據《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甚至將參與者的刑度提高至6個月至5年有期徒刑、發起或指揮者提高至3到10年有期徒刑。故我國抗制幫派之對策,不僅採取重刑,且只要查有犯罪目的之聚合即可成罪,實質上是對預備行為的處罰。

判定黑幫落入主觀

這種對犯罪結社的前置處罰,由於涉及《憲法》第14條的集會、結社權之限制,故於成罪的要件設計,就應僅限於以犯重罪為宗旨之組織,更得遵守明確性原則。根據《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第1項,針對犯罪組織,除須有3人以上,且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即足以該當。其發起、指揮,甚至是單純參與者,就會落入第3條第1項的重刑對待。 

此等對犯罪組織之界定,除人數明確外,更限定是以明確列舉出的重大犯罪為宗旨之結社,惟在我國《刑法》並未劃分重罪、輕罪的情況下,限定為最重本刑超過5年,而非3年、7年或10年有期徒刑之罪,似也只能求之於寬廣無邊的立法裁量權。而將強制力極高的強暴、脅迫,與強度相對較低的恐嚇甚至詐欺同列,並以相同的法定刑對待,也有違比例原則。甚且,利用這些手段處理紛爭僅是結社之目的,在真正實行前,警察根據什麼來論斷也耐人尋味。同樣的疑問,也出現在法條所明文的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上。因持續、牟利或結構性等字眼,乃屬極度不確定的法律概念,如何判定,恐又落入偵查機關的主觀與恣意,既無助治安之解決,也會落人於不公正、不中立之口實。 

事實上,內政部長對三打掃黑政策,已經是今年第二次宣告,如果時間再往前推──1984的一清專案之後,只要社會發生重大犯罪事件,主事者總會以強力掃蕩幫派來展現對犯罪的永不妥協,成效如何,人人心中那把尺自有評斷。可以肯定的是,對黑幫的震怒與絕不寬貸之宣示,未來還是會不斷從治安首長口中說出。 

2017年9月27日 星期三

從做菜談憲改

王思為(作者為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永社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7.09.27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138715

一家專業的餐廳,其廚房的器具設備與它所擅長的菜式絕對要相互搭配,否則做出來的菜一定不怎麼樣。試問,利用傳統中式廚房的烹飪器材,有可能煮出精美的道地法式料理嗎?或者是運用西式廚房的器具,有辦法煮出中菜的滋味與精髓嗎?

修憲其實也是同樣道理,當吾人在替內閣制抑或是總統制辯護時,可曾想過這猶如餐廳菜式一旦決定要變動時,並不光只是採買食材的重點大異其趣,連廚房都必須整個打掉重練,否則煮出來的食物必然難入饕客法口。無奈地,每當學者或政治人物振臂疾呼中央政府體制的變革時,有多少人真正理解過其所涉及與涵蓋的層面茲事體大,豈是幾個憲法條文變動就可以解決的呢?

內閣制為例,做為國家領導人的總理,並非人民直選,而是間接產生;但在台灣現行制度下的縣市長係由人民直選,此時便發生縣市長得票數比總理高出甚多的情況,那麼不免發生民意基礎孰強孰弱之爭議。假如修憲同時將縣市首長改為間接選舉,則我們擔心的黑道萬年治國,又將是難以避免的後果(每次縣市議長選舉時的風風雨雨,此處無庸再述),更何況還有很多相關複雜的連動問題待解。在這種狀況下,貿然採用內閣制,對於目前憲政體制缺陷的改善卻是治絲益棼,弊大於利。

要認識並理解一個國家憲政體制之表現,不僅僅在於檢視其憲法本身的條文設計,更關鍵的是,要釐清該國在憲法實踐上所不可或缺的完整配套機制與詳細辦法,以及該國在其社會脈絡與歷史經驗之中所映照出來的體制價值。吾人如果只是以望文生義方式進行虛幻的憲法想像,卻忽視驅動並維持該憲政體制之所以如此運作之必要因素,那麼必然會落入畫虎不成反類犬的困境,這樣的憲改只會愈改愈糟。

如同法國憲法巨擘杜維傑(Maurice Duverger)所言:「憲政體制的價值,絕大部分取決於身處其中的人們所崇尚之價值。」憲政運作軌跡中所牽涉的政治體制、經濟結構、文化慣習與社會組織網絡,在在都影響著憲政制度的表現。脫離本國自身經驗的憲改議論美則美矣,但掛在天邊的彩虹會降臨嗎?

2017年9月25日 星期一

【聲明稿】譴責統派暴行 籲政府立即掃黑

永 社 2017.09.25

針對台大學生質疑「中國新歌聲」之和平表達意見,竟遭統派團體及黑衣人襲擊、甚至持武器攻擊學生頭部濺血事件,永社聲明如下:

一、嚴正譴責統派暴行

統派團體假藉言論自由及結社自由之名,行暴力壓制反中言論之實,黑衣人在台大血腥攻擊學生,已嚴重傷害台灣民主的憲政價值,永社嚴正譴責中國背景社團之暴行。

二、呼籲政府立即掃黑,維護人民和平表達意見之權利

統派黑衣人攻擊民眾已非單一個案,相似組織及黑衣人曾攻擊、滋擾「101法輪功成員、西門町台獨大旗隊成員、訪台的香港民族黨陳浩天、香港雨傘革命參與者黃之鋒」等人,更在今年二二八紀念活動圍毆民眾,顯示統派組織性的暴力壓制反中自由言論者,嚴重傷害台灣民主法治價值,踐踏檢警執法尊嚴,戕害人民和平表達意見之權益。

政府有義務查明,這些統派黑衣人背後的資金來源如何?有無中國的介入或遙控?除了國安單位應調查釐清外,統派黑衣人在國內的暴力滋擾,已重傷檢警執法威信及人民的言論自由與人身安全。

因此,永社再次呼籲政府立即掃黑,維護台灣人民和平表達意見之權利。

2017年9月21日 星期四

業力引爆有犯罪嗎?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永社理事)

民報/專欄 2017.09.20
http://www.peoplenews.tw/news/ae334974-e71d-4780-8781-57e7f30ba48d

妙禪師父因接受信眾供奉名車代步,讓人對宗教團體積聚的龐大財產,及以念力、靈動,甚至業力引爆等無形力為號召的宗教導師感到狐疑,也讓人與刑法的詐欺、恐嚇或強制等罪相連結。惟這些行為,真能成罪嗎?

依刑法第339條第1項,意圖為私人不法所有,以詐術使人交付其物者,就可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則以虛無飄渺的頓悟、靈修等,來吸引信眾參與,並要其繳交入門費或隨喜金,似乎就有成立詐欺罪之可能。惟所謂信仰,乃取決於信者內在之感受,如信仰導師所常強調的靈動、發光、分身,甚或是祭拜生基等等,某些人或許嗤之以鼻,卻也有人趨之若鶩。尤其這些手段並非單獨存在,往往是教義宣揚之輔助,就某些信者來說,重點或在心靈的撫慰,而非相信真有其事。則在信仰沒有真假,只有信與不信下,宗教家所運用的任何超自然手段,有時就算離譜,也難稱為詐術,詐欺成罪的機率,就顯得微乎其微。若果如此,但宗教團體畢竟積聚龐大資產,總該涉及稅捐稽徵法第41條,法定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即以詐欺或不正方式逃漏稅罪吧?

依所得稅法第4條第1項第13款,公益或慈善機關或團體,並依法登記或立案者,就受有稅捐優惠。故只要是法人或向內政部登記為人民團體的宗教或信仰組織,於目前皆被界定屬公益性質下,只要無營利行為、也沒有盈餘分配,其所有來自門下弟子的捐贈及資產,原則上都是免稅的,自無逃不逃漏稅的不法或犯罪存在。

至於信徒想脫離門派,致被師兄姐們以業力引爆、失去師父庇護,甚或遭邪魔入侵等說詞來阻止,似會涉及刑法第305條,法定刑為兩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恐嚇安全罪及第304條第1項,法定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強制罪。惟由於此等妨礙自由之罪,須是以加害他人權利之告知或以強暴、脅迫之方式,使相對人心生畏懼或自由意志受壓抑為成罪前提,若僅是以未來無法確定,更無法預知的災難,甚至是來世的因果業報,基於刑法的嚴格解釋,再加以罪疑惟輕之理,恐也無以稱為恐嚇或強制。

而宗教導師常聲稱,可以其無邊法力來治病,是否也會觸犯醫師法第28條,法定刑為六個月到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即未有醫師執照卻為醫療行為罪?由於何謂醫療行為,法律未為明文,就留由主管機關為定義。而不管是過去的衛生署或現在的衛福部,皆不認為民俗或信仰療法屬醫療之範疇,故宣稱可以佛力、法力治病,也不違反醫師法,若有因此造成生命、身體損害,就只能以一般的民事或刑事法解決。

總之,目前宗教組織的種種言行,即便眾人皆曰不妥,卻也難以刑法論處,或為人所詬病,卻也凸顯台灣對信仰自由的極大保障之現況。惟也因如此的寬容,就容易造成宗教組織或團體的帳目不清、公私不分之現象,尤其是否有人利用這樣的混沌狀態,而以之為洗錢工具,恐更是未來必須藉由法律加以穿透之處。只是研議多時的宗教團體法,或因對宗教的難以界定,或因憲法信仰自由的保障,更可能因有諸多團體的反對,致於立法院躺了20多年。若此立法繼續延宕,就只能依賴人民團體法與寺廟管理條例為監督,既與時代脫節,也必有捉襟見肘之缺漏。

赦免既是法律問題、更是政治決定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永社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7.09.20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136917

民進黨全代會即將展開,已有多數黨代表連署要求蔡英文總統特赦前總統陳水扁。只是關於此爭議,既有政治的考量,更有法律的障礙,致使主事者有所顧忌。

目前特赦最大的障礙,乃出現於赦免法第三條,即受罪刑宣告經特赦者,除非情節特殊,致得將罪刑宣告為無效,否則,僅能免除刑之執行。由於此條文,並未如赦免法第二條第二款,即大赦之效力,亦及於未受罪刑宣告者的追訴權消滅之規定,就使特赦能否及於未被起訴或未被判刑者,出現疑義。而由於陳前總統尚有案件處於停止審判,甚至偵查狀態,蔡英文總統若將特赦用之於這類案件,不僅是以總統特權取代法官審判權,似乎也是種有罪推定,以致違反無罪推定原則。

或許,一個可以解釋的空間,在於憲法與赦免法對於總統的此等特權,只規定法律效果,卻未明文要件與範圍,故關於特赦的對象,就無法排除繫屬於法院,甚至尚未被起訴的案件,致可以追訴權消滅為由來為赦免。只是動用特赦,乃是對司法權的否定,於現今,到底是用以為法外開恩之工具,還是用之於翻轉個案不正義的手段,肯定無法劃出一條清楚的界線。

如以扁案來說,於整個刑事程序瑕疵重重,且一再暴露司法人員的恣意與專斷下,陳前總統到底是罪有應得的貪瀆犯,抑或是政治迫害的犧牲者,實已令人感到模糊。不管如何,從扁案所暴露的司法弊端,原可做為司法改革的重要參考與指標,卻在今年司改國是會議一開始,就被總統府以不談個案迴避,既使會議討論有如天馬行空,也可能錯失改革的最佳契機。

故面對這些涉及違法的判決,只能求之於再審與非常上訴。但關於前者,聲請者須能提出新事證,後者僅能看檢察總長的臉色,門檻皆非常高;再加以司法難以期待自我糾正下,要走非常救濟途徑來翻轉,實有相當大的難度,致又得回到棘手的特赦決定之上。

而在現任總統,或基於法律因素,或有更多的政治考量,致遲遲不敢特赦,讓第一線的矯治機關,時時得揣摩上意,致會遭受不中立、不依法之質疑,這絕非法治國家該有的現象。

2017年9月19日 星期二

【李明哲救援大隊聲明:中國國安再度抹黑,救援大隊鄭重澄清】

圖片轉載自民間司改會網站
中國國安單位繼9月15日在微博發出匿名的抹黑帖文後(李净瑜与一男子在岳阳亲密逛街),18日晚上再次發動網軍大量轉貼「李淨瑜挽蕭逸民逛街視頻來了,這臉打的啪啪響啊!真夠諷刺!!!」、「最新監控曝光」等影片,對李明哲太太李凈瑜繼續進行人身攻擊。李明哲救援大隊發出澄清聲明。

9月15日中國國安單位第1次抹黑,尚且以路人名義在微博上發帖,強調是路人路過拍攝。經本大隊澄清照片是國安單位錄影截圖的真相後,18日第2次抹黑直接透過國安單位的公權力,調閱出中國移動門市的錄影畫面,然後透過網軍散佈。

實際上,李凈瑜等人在中國移動停留約半小時,中國移動門市尚有數支監視器,為什麼國安單位只公佈一支監視器3秒鐘的錄影。如果國安單位公佈完整的監視畫面,就可以看出半小時的停留中,李凈瑜一行人都在焦急地辦理電話卡與聯絡官派律師,直到要離開要闖過國安人員監控時,才有拉手緊跟的動作。

這次的錄影也證實國台辦周主任的存在,比對本大隊公佈的周主任照片,錄影中周主任拿的手提包,就是他在機場拿的同一只手提包,裡面放的就是李凈瑜與隨行人員的台胞證。周主任穿的褲子和鞋子,完全符合第1次抹黑照片左下角的影像,證明國安單位刻意修圖的破綻。

詳情請見民間司改會網站:
https://www.jrf.org.tw/articles/1406

Tainted oil scandals a reflection of injustice

Huang Di-ying  黃帝穎
(Huang Di-ying is a lawyer and director of Taiwan Forever Association)
(作者為律師、永社理事)

Translated by Perry Svensson

TAIPEI TIMES / Editorials 2017.09.19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editorials/archives/2017/09/19/2003678709

The tainted oil scandals involving Chang Guann Co and Ting Hsin Oil and Fat Industrial Co have had a major negative effect on the nation’s food industry.

When the heavy 22-year prison sentence meted out to Yeh Wen-hsiang (葉文祥), chairman of the old and well-established oil brand Chang Guann, was finalized, he drank detergent in an apparent attempt to take his life, although the hospital reported that he was not in a critical condition.

Leaving aside speculation about whether Yeh was trying to postpone the start of his sentence, there is another interesting aspect of the case.

Former Ting Hsin chairman Wei Ying-chung (魏應充) was also accused of mixing inferior oil into the company’s products, but while Yeh was sentenced to 22 years in prison, Wei was given a not-guilty verdict.

The discrepancy raises concerns about the impartiality of the judiciary.

Yeh and Wei were accused of mixing inferior oil into their company’s products and of violating Article 15 of the Act Governing Food Safety and Sanitation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which stipulates that foods or food additives that, among other things, have been adulterated or counterfeited should not be manufactured, processed, prepared, packaged, transported, stored, sold, imported, exported, presented as a gift or publicly displayed.

Yeh’s sentence was based on this article and on the fraud regulations in the Criminal Code.

However, in the case against Wei — who served as vice chairman of the National Business and Industrial Leaders’ Support Group for former president Ma Ying-jeou (馬英九) — the court raised the prosecutors’ burden of proof by demanding evidence that the oil “could be suspected to have a negative effect on physical health,” a requirement with no legal basis.

Although the two cases were similar, the court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Wei was not guilty.

In Chang Guann’s case, the court ruled that Yeh’s actions violated fraud regulations in Article 339-4 of the Criminal Code and articles 15 and 49 of the Act Governing Food Safety and Sanitation.

However, in Ting Hsin’s case, the court ruled that the prosecutor had not provided substantive evidence showing that the Vietnamese company Dai Hanh Phuc Co had bought and used oil from individual contractors that was made from uninspected pigs that had died from disease, which was then imported by Ting Hsin.

Therefore, Wei and others who stood accused of having violated Article 49 of the food safety act by selling adulterated or counterfeited products were not guilty.

Yeh and Wei were both charged with mixing inferior oil into their products, yet Wei was set free, while Yeh was sentenced to 22 years in prison.

Yeh is probably not the only one to question whether the scales of justice lean toward the rich and powerful.

2017年9月18日 星期一

廢省、廢兩岸條例行動-廢除一國兩區 終結歷史錯誤 行動晚會

圖片轉載自經濟民主連合

活動地點:自由廣場牌樓下(中山南路側)
活動時間:2017.09.18(一)19:00~21:30

1992年9月18日行政院發布施行《 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行政院草案(郝柏村提出)立法說明記載:「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淪陷..大陸地區為中華民國領土,大陸地區人民與臺灣地區人民同為中華民國國民於民事事件,本於『一國兩地區』之理念適度納入區際法律衝突之理論」。是這樣錯誤的國家定位,讓民主化後的台灣依然無法成為正常國家,是老立委、老國代的鄉愁,讓四分之一世紀的台灣,依然無法擺脫「一國兩區」的糾纏。

中華民國憲法的先佔與高門檻的修憲程序,讓屬於台灣人民的新憲法遲遲無法誕生。「一國兩區」的錯誤國家定位,讓台灣的主權地位岌岌可危,各表「一中」,如何可能不承認「一中」?台灣政府是否清楚且持續地表達要成為一個有別於中國的國家?這些質疑讓台灣與中國及其他國家間的互動進退失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對行政機關大量的空白授權,更是馬英九政府八年來以「行政命令」治國,不顧各界反對,跳過國會監督,猛踩油門連闖紅燈,全面推動傾中政策的方面門,讓行政立法的權力制衡在「對中政策」上完全失效。

台灣國民主權必須找到出路,我們提出「終結歷史錯誤,廢省、廢兩岸條例,讓台灣國民主權衝撞中華民國憲法」的運動路線。具體主張包括:

 一、 立法院應全數刪除台灣省、福建省省政府及省諮議會的預算。

 二、 立法院應修正地方制度法,刪除第二章省政府與省諮議會之規定。

 三、積極行使台灣國民主權,挑戰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省制度,為全面憲改、制定新憲法創造動能。

 四、 立法院應廢除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並廢除行政院大陸事務委員會。

 五、 對於中國人的往來規範,在定位上應由「特殊本國人(大陸地區人民)」變更為「特殊外國人」,過渡階段可制定「中國關係法」,長遠而言應回歸法治國原則,由國會全面制定更嚴謹的法律規範(例如入出國及移民法之中國人入出境專章)。

 六、讓台灣國民主權衝撞中華民國憲法,終結「一國兩區」錯誤國家定位,建立真正屬於台灣人民的新憲法。


【發起團體】經濟民主連合、台灣教授協會、民主維新、永社、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南社、人權公約施行監督盟、台灣人權促進會會、在地深蹲協會、北北新巢、北社、台灣社、台灣守護民主平台、陳文成基金會、台灣勞工陣線、公民憲政推動聯盟、中社、鄭南榕基金會

【特別邀請】特邀長期關注社會議題支持社會運動的本土搖滾歌手:朱約信、蕭福德的「搖滾主耶穌」樂團演出


活動詳情請見: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938825626386999

2017年9月17日 星期日

黑心油黑心審判?

黃帝穎(作者為、永社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7.09.16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135849

強冠與頂新等黑心油事件,重創台灣美食形象,老牌油品強冠負責人葉文祥遭法院重判二十二年徒刑定讞,驚傳喝清潔劑輕生,送醫後無大礙。暫且不論葉文祥是否企圖拖延入監服刑,同樣是摻偽劣油原料,強冠葉文祥重判二十二年,但頂新魏應充竟判無罪,司法公正令人質疑。

葉文祥與魏應充同樣涉嫌在食品摻入劣油原料,涉違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七款「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輸出、做為贈品或公開陳列:七、摻偽或假冒」,因此法院依食管法及刑法詐欺等罪,重判葉文祥二十二年徒刑;但對曾任馬前總統全國工商團體後援會副總會長的魏應充,縱使情節與強冠近似,法院竟加重檢察官舉證責任,甚至形同自創法律所無的「有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要件,判決魏應充無罪。

強冠公司摻入劣油,法院判決「被告葉文祥所為,均係犯刑法第三三九條之四第一項第二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因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七款而犯同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之販賣摻偽或假冒食品罪」(參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一○四年度矚上重訴字第一號刑事判決,最高法院維持二審判決)。

兩案比較,頂新公司摻入劣油,法院卻判決「檢察官仍應具體舉證證明有何異常狀況之未檢疫病死豬為越南大幸福公司之上游熬油個體戶所購買並熬製油脂,而該油脂販入越南大幸福公司,並進而由被告頂新公司輸入…被告魏應充…等人此部分被訴違反…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之製造、販賣摻偽或假冒食品犯行,既屬不能證明」(參台灣彰化地方法院一○三年度矚訴字第二號刑事判決)。

同樣是在食品摻入劣油原料,強冠葉文祥遭重判二十二年徒刑,但頂新魏應充一審獲判無罪,司法天平是否朝權貴傾斜,恐怕不只是遭重判而輕生的葉文祥會質疑!

2017年9月16日 星期六

永社2017年感恩募款餐會「堅定真改革,展望新憲法」


致敬愛的各位夥伴:

  為追求與實踐「台灣民主憲政法治的永續發展」,數十名學者、法律人與各界人士在2012年冬天組織了「台灣永社」。成立以來,我們持續致力於關注司法改革、憲政民主、社會正義和基本人權等各種議題,並藉重永社成員在法學、政治學和各領域的專業,參與議題倡議和社會行動,至今舉辦或協辦超過五十場與民主、憲政、司法、人權相關的座談會、記者會、乃至於集會遊行。

  永社已經五歲了,我們仍然不懈地透過社會對話與公義訴訟等行動,努力推動各項改革倡議與民主落實。為了感謝社會大眾與盟友們一路以來的支持,也期待更多朋友未來能與永社一起努力,永社希望邀請您一同參與今年度的感恩餐會,藉由參與永社的活動與行動、捐款、認購專案與義賣的藝術品,在推動台灣民主憲政法治永續發展的漫長道路上,攜手向前邁進。

理事長 高涌誠
暨全體理監事
敬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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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社2017年感恩募款餐會「堅定真改革,展望新憲法」

一、時間:2017年09月16日(六)中午11:30入場、12:15開始
二、地點:晶宴民權館 地下一樓(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三段2號)
三、餐券:3,000

四、捐款方式
戶名 / 支票抬頭:社團法人台灣永社
新光銀行(代號103)城內分行:011610-1004455
郵局儲匯(代號700)國史館分局:0001145-0549475
郵政劃撥:50253256

五、聯絡資訊
電話:02-2388-3997
傳真:02-2388-3990
電子信箱:taiwanforever2012@gmail.com

如欲捐款,請來電、來信或傳真告知以下資訊
捐 款 人:
聯絡電話:
收據抬頭:
電子信箱:
通訊地址:(寄送餐券及收據)
餐券張數:
總計金額:
出席人數:(葷、素)

*回函邀請函電子檔,請見下附連結或聯絡永社:


回函下載


邀請函封面


邀請函內頁

2017年9月15日 星期五

【面對中國惡意抹黑,救援大隊鄭重澄清】李明哲救援大隊聲明

照片轉載自尋找李明哲

照片轉載自尋找李明哲

李明哲救援大隊聲明
2017/9/15 18:00

今天上午中國的微博帳號發出了一件匿名帖文,題名為「李净瑜与一男子在岳阳亲密逛街」(https://goo.gl/RbPnKS ),對李明哲太太李凈瑜進行人身攻擊。李明哲救援大隊發出澄清聲明如下:

1. 李凈瑜9月10日深夜11點抵達達岳陽格蘭雲天大酒店,中國官派律師隨即送來法院的旁聽證與一封李明哲的親筆信。李明哲信中請太太寄送生活費、醫藥費、書籍與一張含微信支付帳號的電話Sim卡。由於,國台辦人員(照片如下)從下飛機後,就扣留李凈瑜與隨行所有人員的證件,並監控所有人的行動。在11日開庭結束後,李凈瑜就透過海基會人員想國台辦人員反映要辦理李明哲交代的事務。國台辦人員就安排12日早上09:00先到銀行開戶,然後再去辦理電話卡。

2. 國台辦人員9月12日09:00準時帶同李凈瑜前往銀行開戶,由於海基會人員與律師另有行程,由民間司改會申訴中心主任蕭逸民陪同。一行人步行前往中國建設銀行,微博公開的照片就是在中國建設銀行前面拍攝,當時國台辦人員在前方銀行門口,拍照者應該是中國的國安人員,在對街監控李凈瑜,全程拍照記錄。這張挑選過的照片刻意不讓國台辦人員入鏡,當時即將要進入建設銀行,李凈瑜上前拉住蕭逸民,交代等一下要問有沒有網路銀行、在台灣可不可以匯款、以及其他不便在此公開的機密事項。為了怕被國台辦與國安人員竊聽,李凈瑜才特別靠近蕭逸民,以致被拍下這張照片。從照片可以看出,二人刻意走在路中央,避免靠近牆壁、暗巷與馬路,以免被人突襲強擄。李凈瑜對蕭逸民說話時,蕭逸民正查詢手機中,如何在中國辦理銀行開戶的說明,同時張望四周注意有無可疑人士靠近。

3. 由於,中國加緊嚴控台灣人辦理銀行帳戶的條件,中國建設銀行拒絕李凈瑜開戶申請,國台辦人員再帶同李凈瑜到中國農民銀行、中國銀行,但都無法成功申辦。國台辦人員再帶李凈瑜到中國移動辦理電話卡,但中國移動也以實名制嚴控電話卡帳號為由,拒絕李凈瑜的申請。蕭逸民請國台辦人員聯絡中國官派律師,說明無法申辦銀行賬戶與電話卡的情況。中國官派律師回覆,辦不下來就算了,反正可能不重要了。之後,一行人就返回飯店。

4. 中國國安單位全程監控李凈瑜行程,對於上述情況完全了解,甚至可以看出有全程記錄,仍然透過匿名發帖對李凈瑜進行人格抹殺,還可能拿照片給李明哲看,試圖刺激李明哲的情緒,這些手法將導致台灣人民的反感,中國透過微博全程轉播李明哲大審,希望「彰顯中國法治力量」、「教台灣人自覺遵守大陸法律」的企圖,都被國安單位這種不入流的手法抵消。希望中國國安單位即刻懲處失職人員,公開澄清道歉,還李凈瑜與蕭逸民一個公道,否則李明哲救援大隊不排除委請律師,控告中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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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FREE LI 聲援李明哲人體排字行動】

日期:9/17 (日)
時間:1500~1700
地點:中央藝文公園(台北市北平東路30號正對面草坪)
報名網址:https://goo.gl/HLqsEm

台灣NGO工作者李明哲先生,於今年3月被中國「強迫失蹤」已逾半年。9月11日中國將對李明哲公開審判,其妻子李淨瑜女士將前去,期望能旁聽開庭。

而聯合國強迫失蹤工作小組已於今年6月正式受理李明哲案,首次處理來自台灣的個案。由於中國政府近日突襲性地宣佈審判,雖然李淨瑜女士改前往中國,其他民間團體將於9月13日赴聯合國工作小組報告案情。

9月17日下午三點,我們需要你,和我們一同在中央藝文公園排出巨大的「CHINA!FREE LI」字樣,除了告訴李淨瑜女士,台灣人並未遺忘李明哲先生,同時讓全世界的人知悉並關注,再告訴中國,李明哲一天沒有回來台灣,台灣人不會停止這一系列的行動!

直播在展現文明辦案之成果?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永社理事)

民報/專欄 2017.09.14
http://www.peoplenews.tw/news/e37c924c-d6de-49bd-9682-83ff4b5828c4

台人李明哲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並於湖南岳陽中級法院進行審理,被告也在網路直播下認罪,也強調未受任何強暴、脅迫,更稱許執法機關的先進性。只是如此的自白,到底是在凸顯文明辦案的程度,抑或暴露中國司法的陰暗面,實也讓人模糊。

2012年,中國刑事訴訟法修正時,特別於偵查章增加技術偵查措施一節。而根據中國刑事訴訟法第148條,只要是對國家安全、恐怖主義、組織或毒品等重大犯罪,公安及檢察機關就可採取技術偵查措施。惟關於此等措施之內容,並未有條文加以界定,就可涵蓋監聽、網路監控、秘密跟蹤、GPS定位,甚至是所有電子郵件的檢查等,致等同是種概括與空白授權。甚且,在此等技術手段的決定,並非由法院來審查,而是由公安與檢察機關依據自我的內部規則來批准,這就讓人民的行動自由與隱私權,隨時有被監控之可能,致使中國落入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 1903.6.25-1950.1.21)在《1984》一書中,所謂的老大哥(big brother)社會。

至於若被偵查機關逮捕後,依據中國刑事訴訟法第83條第2項,必須在24小時內通知家屬。惟此條文卻也例外規定,若有涉及國家安全之犯罪或者通知不能之情況,偵查機關就可免除此等通知義務。故如李明哲之例,因涉及顛覆國家政權之重罪,再加以目前兩岸關係處於冰凍期,若家屬未受通知,也符合法律的規定,致顯露出強調國家安全遠勝過人權保障的中國法治特色。

而根據中國刑事訴訟法第118條第1項,雖規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有權進行有罪或無罪答辯,卻強調其對偵查人員必須誠實以對,甚至在第2項還有,如實供述自我罪行,必將從輕發落之明文。此等坦白從寬、抗辯從嚴的立法,或可使偵查人員以相當文明的方式,來慫恿被偵訊者自認己罪,卻絕對與現代法治國家所強調的不自證己罪權保障相違背。

又於中國刑事訴訟法第34條第3項,針對死刑、無期徒刑,如李明哲所涉及的顛覆國家政權罪,不管在偵查、還是審判階段,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及法院,在被告無委任律師時,都有義務通知法律扶助機構派律師為辯護,似可有效保障當事人的訴訟權。惟依第37條第3項,於涉及國家安全,如顛覆國家政權罪之場合,律師與在押被告之會面,必須得到偵查機關同意,致使辯護權的核心完全被挖空。

更值注意的是,中國刑案律師於辯護過程中,即便只是告訴當事人於法庭之上,哪些話該講、哪些話不該講,還是常常得面臨刑法第306條第1項,法定刑為3到7年有期徒刑的教唆偽證罪之風險,一不小心,委託人案件尚未確定,自己反可能先被定罪。尤其在這幾年,中國執法與司法機關,竟以刑罰極重的顛覆國家政權罪來對付維權律師,就使刑案辯護人猶如走在鋼索之上。也因此,於李明哲的案件裡,由法院所指派的律師,唯一的作用,自然是鼓勵被告自白,致偏離辯護權保障的精神。

而在台灣剛結束的司改國是會議,對於法庭是否開放直播,有著不小的爭議,但不管如何,網路直播可以使公開審理更為深化,並因此監督與抑制司法權之恣意與專斷,惟就中國而言,卻是展現文明辦案之成果。尤其是涉及國家安全之犯罪,更可用以教示、警惕,甚至是恐嚇人民,不可踩踏到紅線。也因此,李明哲的認罪,感覺不出有一絲的自由意志,只令人感到不寒而慄。

2017年9月12日 星期二

每個台灣人都是潛在的顛覆中國國家政權罪者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永社理事)

民報/專欄 2017.09.11
http://www.peoplenews.tw/news/7179a455-d578-4f1c-9f2a-cdd149820e83

被押超過170天的李明哲,已於湖南岳陽中級法院審判,不僅網路公開直播,李本人也當庭認罪,並指稱中國執法機關完全是文明辦案,並未有遭強暴脅迫之情事。如此的自認己罪,實看不出是基於自由意志,反凸顯中國刑事司法迫害人權之一面,而更大的危機是,只要此例一開,所有台灣人只要進入中國境內,都將成為潛在的顛覆中國國家政權之犯罪者。

於1997年,中國刑法修正時,將原先的反革命罪,轉化成所謂的顛覆國家政權罪,即依中國刑法第105條第1項,只要組織、策劃、實施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對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者,處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對積極參加者,可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即便只是單純參與,也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又根據同條第2項,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者,亦可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重大者,甚至可處至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由於實施與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其中的構成要件,諸如組織、策劃、造謠,尤其是顛覆國家政權與推翻社會主義等等,皆屬於極度不確定的法律概念,就成為箝制言論與表現自由的工具與手段。也因此,即便如劉曉波於2008年發表極為溫和的零八憲章,亦被以此等罪名訴追與定罪,並遭監禁與軟禁至病死,致讓人不勝唏噓。

而原本依據中國刑法第306條第1項,只要辯護人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或者引誘證人偽證,就可處三到七年有期徒刑。如過去,薄熙來於重慶打黑期間,律師李庄於其辯護的黑幫老大案件,被告竟反咬律師叫其翻供不認罪,就使李庄因此被判教唆偽證罪。也因此,中國刑案律師,就猶如走在鋼索之上,致動輒得咎。更慘的是,於這幾年,執法機關對於所謂的維權律師,更動用到刑罰極重的顛覆國家政權罪,中國律師的處境,就顯得更加艱難。故於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審理,雖屬於強制辯護案件,但被法院指定的律師,為了避免自己也陷入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指責,也就只能鼓勵被告認罪,如此的辯護權保障,實就只是一種形式。

至於顛覆與煽動國家政權罪,其處罰的對象,雖不分本國人與外國人,但若外國人因此罪被逮捕、起訴與判刑,中國法院有很大的可能性,會依據其刑法第35條,直接將之驅逐出境,致不會有實際的懲罰效果。但由於台灣人,不被中國界定是外國人,故一旦涉及此罪而被判刑,就沒有驅逐出境之適用,致必定受監禁。

又依據中國刑法第8條,外國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或國民犯罪,若屬於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者,如顛覆國家政權罪,除非行為所在地法律不處罰,否則,仍為中國刑法效力所及。惟因他國,尤其是強調人權保障的國家,鮮少有這類罪名存在,故就中國的法律層面,就難以此罪來強加於外國人身上。

但就台人而言,卻因不是外國人之故,即便在台灣這片土地,不要說是主張台獨,而是只要對中國政權有任何批評的言行、舉動,一旦進入對岸,都可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加以逮捕與審判,這也是為何李明哲案,國人必須給予最大聲援之原因。更重要的是,我國政府,實不能再以鴕鳥心態面對,畢竟,對強權者的卑躬屈膝,只會助長更大、更多的不正義。

【李明哲救援大隊聲明】 不是「叛亂」而是「亂判」,李明哲應無罪釋放

照片轉載自台灣人權促進會
不是「叛亂」而是「亂判」,李明哲應無罪釋放

2017年9月11日

台灣社運工作者李明哲,在被中國政府秘密關押176天後,今天9月11日終於再度出現在他所愛的家人和關注他的世人眼前,在中國湖南省岳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出庭受審。然而,這場表演性十足的「審判」,非但無法為李明哲定罪,反而再次喚起了台灣民眾對過去戒嚴時期濫用「叛亂罪」以言治罪的白色記憶。


以違反國際人權標準的嚴苛法律,將和平批評政府、倡導普世價值的網絡言論,指鹿為馬地,作為「顛覆國家政權」的犯罪證據----這就是今天在中國法院上演,讓全體台灣人民和國際社會眼睜睜看到的荒謬劇情。中國加於李明哲的「顛覆國家政權罪」,和台灣戒嚴時期以言治罪的「叛亂罪」如出一轍。走過白色恐怖,認同民主自由的台灣人民,非但不會被這場法庭大戲愚弄,更將看穿中國領導人口中「依法治國」的虛罔。


今天的審判過程充分表明,李明哲和他的中國友人僅僅涉及以和平的言論關注及鼓吹中國人權及民主,從未進行任何暴力或武裝行為。而宣揚民主人權、組織結社均屬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和其他國際人權公約所保障的基本權利。中國作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成員,不該不了解行使基本人權絕對不是犯罪。中國在法庭上所舉出的「罪證」,包括發貼文四十條、組織社交媒體群組,都是人民行使基本權利的合法行為,應受國際人權法和中國憲法的保障。


在本案法律程序方面,除了長期秘密拘押,未依中國刑事訴訟法通知家屬,未充分保障被告自由選任律師辯護的權利等問題之外,我們特別要爭執的是中國法院對本案的管轄權基礎。中國刑法第8條規定:「外國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或者公民犯罪,而按本法規定的最低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適用本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處罰的除外。」李明哲並非中國公民,今日在法庭上被控的行為,包括參加社交媒體群組、批評中國政府、倡導多黨民主等等,即便屬實,在台灣也無一構成犯罪,因此,中國法院對該等行為並無管轄權,必須立即釋放李明哲。李明哲本人在沒有有效法律支援情況下被迫認罪,並不影響本案管轄權的爭議。如果坐視中國政府以台灣法律所不處罰的行為對台灣國民定罪,將來所有台灣國民在台灣所實施的合法行為都可能受到中國惡法的處罰,這是台灣人民絕對無法接受的事。


我們相信,一個政權要維持穩定,不是靠抓異議人士、不准人民批評、給批評者胡亂定罪監禁就可以做到。 台灣過去戒嚴時期,從雷震案到余登發父子案,也是這樣對待異議人士,但最後只會迫使人民憤而起身反抗。30多年來,台灣已經由威權走向真正民主,中國領導人若重蹈國民黨的覆轍,終將自取滅亡。


我們在此要再度呼籲中國政府,按照中國憲法及國際人權法保障言論結社自由的原則,無罪釋放李明哲。我們也要呼籲台灣政府,應該為全體國民主張權益,對兩國間關於刑事管轄權的爭端做出嚴正表態,以免所有台灣國民淪於中國刑事管轄。


李明哲救援大隊籲請台灣人民一起做李明哲的堅強後盾!9月17日,請大家將憤怒化為行動,共同參加聲援李明哲人體排字行動(行動網址 https://goo.gl/yVzRw4),向中國政府及國際社會發出我們的要求:


李明哲無罪!

立即釋放李明哲!
釋放所有被關押逮捕的和平異議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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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FREE LI 聲援李明哲人體排字行動】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956759441227953
台灣NGO工作者李明哲先生,於今年3月被中國「強迫失蹤」已逾半年。9月11日中國已對李明哲公開審判,其妻子李凈瑜女士排除萬難前去旁聽開庭。

而聯合國強迫失蹤工作小組已於今年6月正式受理李明哲案,首次處理來自台灣的個案。由於中國政府近日突襲性地宣佈審判,雖然李凈瑜女士改前往中國,其他民間團體將於9月13日赴聯合國工作小組報告案情。

9月17日下午三點,我們需要你,和我們一同在華山中央藝文公園排出巨大的「CHINA!FREE LI」字樣,除了告訴李凈瑜女士,台灣人並未遺忘李明哲先生,同時讓全世界的人知悉並關注,再告訴中國,李明哲一天沒有回來台灣,台灣人不會停止這一系列的行動!

2017年9月11日 星期一

台灣人到了中國都叫李明哲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永社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7.09.10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134197

被押超過一百七十天的李明哲,將於湖南岳陽中級法院審判,若此例一開,台灣人於中國,就有人身自由隨時受拘束之風險。

依據中國刑法第一○五條第一項,只要組織、策劃、實施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對首要份子或罪行重大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對積極參加者,可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即便只是單純參與,也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又根據同條第二項,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者,亦可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重大者,甚至可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由於實施與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其中的構成要件,諸如組織、策劃、造謠,尤其是顛覆國家政權與推翻社會主義等等,皆屬於極度不確定的法律概念,就成為箝制言論與表現自由的工具及手段。也因此,即便如劉曉波於二○○八年發表極為溫和的零八憲章,亦被以此等罪名訴追與定罪,並遭監禁與軟禁至病死,致讓人不勝唏噓。

而顛覆與煽動國家政權罪,其處罰對象雖不分本國人與外國人,但若外國人因此罪被逮捕、起訴與判刑,中國法院有很大的可能性,會依據其刑法第三十五條,直接將之驅逐出境,致不會有實際的懲罰效果。但由於台灣人不被中國界定為外國人,故一旦涉及此罪而被判刑,就沒有驅逐出境之適用,致必定受監禁。

又依據中國刑法第八條,外國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或國民犯罪,若屬於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者,如顛覆國家政權罪,除非行為所在地法律不處罰,否則仍為中國刑法效力所及。惟因他國,尤其是強調人權保障的國家,鮮少有這類罪名存在,故就中國的法律層面,就難以此罪強加於外國人身上。

但就台人而言,卻因不是外國人之故,即便在台灣這片土地,不要說是主張台獨,而是只要對中國政權有任何批評的言行、舉動,一旦進入對岸,都可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加以逮捕與審判,這也是為何李明哲案,國人必須給予最大聲援之原因。更重要的是,我國政府實不能再以鴕鳥心態面對,畢竟,對強權者的卑躬屈膝,只會助長更大、更多的不正義。

2017年9月10日 星期日

0910「特赦陳前總統」研討會-從陳前總統案看陪審團制度的精神與對人權保障的重要性


報名網址:https://goo.gl/BPBXne

時間:9月10日下午13:30入場
地點:台灣國際會館(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125號4樓)

1.人權兩公約與司法人權
2.陪審團制度的精神
3.陳前總統案辯證─法理、事證、審判過程
4.陪審vs.參審
5.總結

主持人:吳景欽教授
與談人:蔡易餘委員、陳志祥法官、洪英花法官、黃帝穎律師(永社)

流程:
13:30-14:10 記者會
14:10-15:30 與會專家學者發言(每人15~20mins)
15:30-15:50 休息茶敘
15:50-16:30 Q&A

  政治干涉司法,對我們台灣的司法造成無法抹滅的傷害,除了泯滅司法公正性,也證實了在這個民主的國家裡,有著假借民主之名的司法,將危害社會大眾。

  陳前總統案,是個活生生的例子。

  我們在9月10日,邀請法界專家學者,除了探討如何從現有了法律制度特赦陳前總統外,更進而分析怎樣從陳前總統案裡看到陪審團制度的重要性!

  誠摯邀請您們的參與~

主辦單位:台灣北社、台灣社、台灣客社、台灣陪審團協會、台灣永社
協辦單位:台灣教師聯盟、凱達格蘭基金會、水噹噹姊妹聯盟、(持續增加中…敬邀參加協辦)

報名網址:https://goo.gl/BPBXne

連絡電話:(02) 2396-0900
服務時間:周一至周五09:00~18:30




2017年9月4日 星期一

評憲兵濫權抓人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永社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7.09.04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132509

世大運閉幕時,有民眾拿台灣、獨立建國等旗幟,遭黑衣人制止及帶走,事後發現,其身分竟是憲兵。如此情境,讓人感到時光倒錯,憲指部卻指稱,此舉措乃是依法執行職務。惟一個舉台灣旗的行為,有犯任何法律嗎?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憲兵雖也是具有犯罪調查權的司法警察,卻須受到檢察官的嚴格監督,更須依據刑事訴訟法來行使其職權。而以世大運閉幕場合來說,憲兵要對人實施無法院令狀的逮捕與搜索,除犯罪實施中或實施後的現行犯外,即是依據刑事訴訟法第八十八條之一第一項第三、四款,因有事實足認犯罪嫌疑重大,經盤查而逃逸之情況。而一旦為逮捕,也必須立即報請檢察官、法官,來審查行為的合法性,以決定是否簽發拘提與搜索票。

只是拿台灣旗與獨立標語,到底犯了什麼罪?如果將時間拉回到一九九二年之前的刑法第一百條第一項,即只要有意圖分裂國土而著手實行,即可該當內亂罪。惟此荒謬的所謂和平內亂罪,早已被廢止,若又將台獨言行當成是犯罪,實不知今夕是何夕。若又因此進行緊急逮捕,甚至未表明身分,更未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第一項為罪名告知、緘默權與辯護權保障等,即輕率對人民進行人身自由與財產權,甚至是言論自由權之侵害,既令人質疑憲兵體系仍存有威權之遺毒,更顯露出對法治與人權的輕蔑。

由於刑法第一百三十五條第一項的妨害公務罪及第一百四十條第一項的侮辱公務罪,乃以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為前提。而既然憲兵之逮捕乃嚴重違反刑事訴訟法,就不能稱為是依法執行,人民即便與之有爭執、爆口角或推擠等行為,也無成立妨害與侮辱公務罪之可能,更不會使執法機關的濫權行徑因此被正當化。甚而面對國家暴力,也可以對現在不法侵害,即非法逮捕所可能觸犯的強制罪,來行使刑法第二十三條的正當防衛權。

也因此,檢察官於處理此等案件時,不能本末倒置地將受害民眾當成是罪犯,更不該對違法濫權的憲兵視而不見。只是證諸過往,如去年喧騰一時的憲兵違法搜索案來看,所有被告全數獲得不起訴處分,也無一人遭記大過,此次的濫權逮人事件,恐怕也是船過水無痕。

2017年8月31日 星期四

馬洩密無罪 重傷民主憲政

黃帝穎(作者為、永社理事)

民報/專欄 2017.08.30
http://www.peoplenews.tw/news/63e890a2-491f-4ff0-9417-f7906d2729a9

前總統馬英九洩密案一審判無罪,各界譁然。台北地院法官唐玥認定馬雖有洩密犯行,但「獨創」憲法第44條屬「依法令行為」之阻卻違法事由,認為總統有憲法「權限爭議處理權」,判馬無罪。法界對此為馬脫罪之判決理由,難以苟同,更擔心「唐大法官」見解,重傷權力分立的民主憲政基本價值。

前高雄地檢署檢察長凌博志2017年8月27日投書自由時報痛批「27歲的『奶嘴法官』獨任承審馬英九洩密案,判馬無罪,一夕之間變成『恐龍法官』」,「膽大妄為的程度令人驚心動魄」。

凌檢察長直指「實務上,依法令之行為固得阻卻違法,但必須其行為有法可依,於法有據。法官援憲法第44條總統之『權限爭議處理權』,認為馬洩漏偵查情資給江、羅等人,係在處理『憲政爭議』,不應有罰云云。就事理言,是偏離事實,胡扯硬拗;就法理言,率行拿出憲法胡亂攀比,明顯是故為失出,一心為馬脫罪卸責」。

公法學者、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林明昕受訪指出,看到法官採用總統專屬的「院際調解」判馬英九無罪,讓人覺得很訝異,因天底下沒有人這樣解釋的。「院際調解權」有時代背景意義,這個條文本身不無問題,應該做狹義的「限縮」解釋才對,但北院卻反而做「擴大」解釋,認定可以阻卻違法,易讓外界有替人脫罪的感覺。

法官擴大解釋憲法44條 感覺一心為馬脫罪

刑法學者、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吳景欽也投書媒體認為「一個涉及司法關說,卻又無觸刑法的單純個案,到底是會引發什麼院際間的爭執,實令人費解。更值深思的是,不管是檢察官,還是法官,是否該回到憲法第80條,即依法律獨立審判之初衷,而無須有太多的政治包袱與想像」。

國際法學者、中研院法律所研究員廖福特受訪指出「就算總統要行使憲法第44條,也不能違法。否則只要是一個有力量、在國會享有多數、提名各院院長的總統,豈不就能透過此一方式協商各院,違背『刑法』規範,成為太上皇?北院認為馬符合違法的構成要件,但是在行使憲政層次的總統職權,屬『依法令之行為』;過去從沒聽說可以拿憲法第44條作為阻卻違法事由」。

媒體報導台北地檢署檢察官陳宗元在臉書發文,直言對判決感到「失望」,認為總統的「院際調解權」應限於「院與院間之爭執」,但王金平、柯建銘涉及的司法關說案是私人行為,何來院際爭議可言?且總統並未依憲法44條規定,召集各院院長會商解決?

顯然,法界對於「唐大法官」為了判馬無罪,恣意解釋憲法第44條,不惜僭越大法官「解釋憲法」的專屬權責,重傷憲法權力分立原則,凡秉持憲法良知者,均難以接受。

若照馬的無罪邏輯,蔡英文總統可就檢察官偵辦各機關首長的偵查中案件,聲稱依據憲法「權限爭議處理權」,聽取檢察長報告?尤其是馬前總統無罪、前檢察總長黃世銘共犯卻有罪,為避免機關權限爭議,蔡總統可召集北檢檢察長邢泰釗與行政院長林全一起開會,處理馬的其他偵查中案件?

馬案若無罪 未來總統都可比照介入偵查

馬案無罪樹立的標準是,總統在機關首長涉案時,可踐踏權力分立原則,介入偵查中個案。那麼,蔡總統可要求顏大和總長或邢泰釗檢察長,就目前馬英九與不同機關首長涉案之偵查中資料,向林全報告?未來歷任總統全都可比照辦理?

尤其,近日因前瞻基礎建設在立法院臨時會審議,引爆國民黨與執政黨爭執,國民黨對立法院長蘇嘉全提告瀆職,如依照「唐大法官」邏輯,對於立法院長被告案件,依據憲法院際調解權,蔡總統得召見邢泰釗檢察長報告偵查中個案,後再由總統召集行政院長與總統府副秘書長進行政治處理?

正常理解憲法「權限爭議處理權」,總統有權就院際間爭議為調解,但絕無法推論出總統有權介入偵查中個案、干預司法,這是憲法權力分立的基本常識。查我國大法官釋字第1號至目前最新釋字第752號解釋,從未解釋憲法第44條「院際調解權」之適用主體、範圍與內涵,但唐法官卻為馬脫罪,搖身一變成為「大法官」,恣意解釋憲法第44條,嚴重傷害人民對司法公正的信任。

如果法治國家堅持權力分立的憲政原則,無法容許蔡總統召集邢泰釗檢察長,處理馬英九前總統與各機關首長的偵查中個案,那就請受理上訴後的高院法官,務必導正唐大法官「為馬脫罪」的荒謬憲法第44條解釋!

2017年8月29日 星期二

是依法、還是依個人好惡的審判?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永社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7.08.28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130646

前總統馬英九所涉洩密案的言詞辯論前,筆者曾為文「總統做不好卻做成大總統」,以總統特權為阻卻違法的謬誤性,但文末也提出,法院以空泛的憲法理由來判無罪之可能性。如今,結果成真,致該重新檢視此判決之正當性。

在北檢的起訴書裡,花了不少篇幅來描繪馬前總統所發動的九月政爭,以來證明其有洩密的動機與目的。惟關於這一切,只是從事後的馬王之爭,基於理所當然的推斷,自不能因此證明有此事實。況且,洩密或與教唆洩密的成立,乃與行為人內在的動機、目的無關,只能是在認定有罪之後,依據刑法第五十七條第一款,成為量刑審酌之事項。故法院排斥檢方這方面的臆測,於法並無不符,卻又明示寧願相信馬前總統定會遵守憲法、恪遵職守,如此的話語,又掉入其指責檢察官動機論之窠臼,既屬多餘,也把法官對人之好惡,完全顯露於外。

其次,針對馬前總統教唆時任檢察總長黃世銘洩漏偵查資訊給時任行政院長江宜樺一事,由於刑法的教唆犯,必須是對特定事務為唆使,若僅是叫檢察總長去找行政院長,致無要求具體內容的報告,欲成立教唆洩密罪,似乎就有困難,也是法院指摘檢方舉證不足之處。只是馬前總統乃指示黃世銘向江宜樺報告兩次,雖無要求說明具體事項,但明顯是要釐清關說情事,是否屬於明確的教唆,似就有爭執之空間,也是未來檢方於上訴審,必須全力舉證反擊之重心。

而此洩密案最受爭議者,即是馬前總統親自向江宜樺、羅智強說明王金平關說,到底可否以總統特權來阻卻違法。北院雖認為,不論檢察官認定偵查案件,是屬行政不法或是刑事不法,只要尚未終結,就不得對外洩漏。故馬前總統的行為該當故意洩密罪的構成要件,卻因其有院與院爭議調解的憲法特權,致可因此阻卻違法。

惟問題是,一個涉及司法關說,卻又無觸刑法的單純個案,到底是會引發什麼院際間的爭執,實令人費解。更值深思的是,不管是檢察官,還是法官,是否該回到憲法第八十條,即依法律獨立審判之初衷,而無須有太多的政治包袱與想像。

2017年8月28日 星期一

被害者的程序正義必須立即實踐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永社理事)

民報/專欄 2017.08.27
http://www.peoplenews.tw/news/9e885712-1869-42d5-8320-a791bb55d565


一位天才女作家林奕含之死,引爆補教名師陳國星涉嫌性侵之疑雲,台南地檢署為不起訴處分。此結果雖不令人意外(參考筆者著:性侵害案件的定罪困境),卻也凸顯出現行法制,因對於被害人的程序保障不足,致會阻礙其尋求救助與救濟之途徑。

就林奕含案,被告最可能涉及者,即是刑法第228條第1項,法定刑為5個月以上6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利用權勢性交罪。雖然,我們不能以雙方曾有交往之事實,即來證明是你情我願,因這可能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下的被害反應。惟因此罪之成立,乃以有權力從屬關係為前提,則在補習班老師,僅為單一科目之教學,又對學生無評定分數之權,故即便有性交,也難以成立本罪。從此顯示出,司法實務對於模糊的權勢定義,採取嚴格解釋,或與大眾的法感情有落差,卻符合罪刑法定之精神,也衍生出對權勢性交罪的構成要件,實有進一步明確化之必要。

而在當事人已經去世,檢察官就僅能從小說遺作、網路等去找尋線索,但這些屬傳聞的證據,能有多少證明力,實在很有疑問,致須仰賴其他受害者出面。只是目前刑法仍有通姦罪,雖屬告訴乃論,但在法律賦予配偶有權只對一方提告,再加以利用權勢性交罪的成立不易,就可能使被害者於控訴時,反被指為是通姦者,致對提告有所顧忌。這就讓人思考,通姦罪的存在,既無助於婚姻之保障,反易淪為嚇阻法律救濟的手段,致應立即除罪化。

此外,刑事訴訟法的程序保障不足,也是造成被害人未敢勇於出面的原因之一。

如有人勇於提告,雖依刑事訴訟法第248條之1,被害人於偵查中受訊問時,得由其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或三親等內血親、家屬、醫師或社工人員在場。惟因被害人並非當事人,故於檢警偵訊時,就無律師陪同在場之權,這與被告得請辯護人,甚至於身心障礙時,應由法扶機構派律師到場,有著不小的落差。

而就證據取得來說,被告律師可至法院檢閱所有卷證,但被害人只有依刑事訴訟法第271之1第2項,即以告訴人身分僱用律師為代理人時,才得以檢閱卷證。若未請律師或僱用非律師為代理人,就無從閱覽卷證,致形成一種資訊的不對等。

更值得注意的是,雖依刑事訴訟法第271條第2項,告訴代理人可到庭陳述意見,卻因不具有程序主體地位,致無法詰問證人、鑑定人,而因被告有緘默權保障,也無接受詰問之義務。相對於此,由於被害人乃以證人身分出庭,不僅須接受被告或辯護人之詰問,而再被翻出舊傷口,且因必須具結,致得擔負偽證的罪責,致又與被告產生防禦權保障的不對等。

1994年,美國一名7歲女孩梅根遭剛出獄的性侵害犯為性侵與虐待後殺害,其犯行令人髮指,也引起當地居民氣憤,為何再犯風險如此高的性侵害犯已經住進社區,社區居民卻渾然不知,因此開始推動立法,以使性侵害犯的個人資料能被公開於大眾,1996年,當時的美國總統柯林頓終於簽署著名的梅根法案。而如今,一位充滿未來與夢想的年輕女作家之死,就應促發立法者趕緊實踐被害者的程序正義,避免再讓林奕含們陷入孤立無援之境地。畢竟,逝者已逝,卻不能讓被害人繼續在暗夜中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