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16日 星期六

永社2017年感恩募款餐會「堅定真改革,展望新憲法」


致敬愛的各位夥伴:

  為追求與實踐「台灣民主憲政法治的永續發展」,數十名學者、法律人與各界人士在2012年冬天組織了「台灣永社」。成立以來,我們持續致力於關注司法改革、憲政民主、社會正義和基本人權等各種議題,並藉重永社成員在法學、政治學和各領域的專業,參與議題倡議和社會行動,至今舉辦或協辦超過五十場與民主、憲政、司法、人權相關的座談會、記者會、乃至於集會遊行。

  永社已經五歲了,我們仍然不懈地透過社會對話與公義訴訟等行動,努力推動各項改革倡議與民主落實。為了感謝社會大眾與盟友們一路以來的支持,也期待更多朋友未來能與永社一起努力,永社希望邀請您一同參與今年度的感恩餐會,藉由參與永社的活動與行動、捐款、認購專案與義賣的藝術品,在推動台灣民主憲政法治永續發展的漫長道路上,攜手向前邁進。

理事長 高涌誠
暨全體理監事
敬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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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社2017年感恩募款餐會「堅定真改革,展望新憲法」

一、時間:2017年09月16日(六)中午11:30入場、12:15開始
二、地點:晶宴民權館(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三段2號)
三、餐券:3,000

四、捐款方式
戶名 / 支票抬頭:社團法人台灣永社
新光銀行(代號103)城內分行:011610-1004455
郵局儲匯(代號700)國史館分局:0001145-0549475
郵政劃撥:50253256

五、聯絡資訊
電話:02-2388-3997
傳真:02-2388-3990
電子信箱:taiwanforever2012@gmail.com

如欲捐款,請來電、來信或傳真告知以下資訊
捐 款 人:
聯絡電話:
收據抬頭:
電子信箱:
通訊地址:(寄送餐券及收據)
餐券張數:
總計金額:
出席人數:(葷、素)

*回函邀請函電子檔,請見下附連結或聯絡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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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函封面


邀請函內頁

2017年8月21日 星期一

司改會不會白忙一場?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永社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7.08.20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128536

司改國是會議於紛擾聲中落幕,既讓人懷疑這些司改決議的有效性,且在無法規範拘束下,於未來,到底如何落實,恐更有疑問。

日本於一九九九年,為了因應二十一世紀的到來,即由首相小淵惠三提出司法改革推動之建議。而為能全面且審慎進行司改工作,國會先行通過司法制度改革審議會設置法,並因此於內閣設立,由十三位社會人士擔任委員所組成的司改審議會,以進行日本司法總體檢,並提出改革方向。而這個由兩名法學教授、三名律師及八位涵蓋經濟、勞工、商界、消費者團體等代表組成的審議會,經過兩年訪查、研究,並與各方團體討論後,提出司法改革的三個支柱,即司法改革必須符合人民期待、司法民主化與法曹人員的質量提升。

在提出此三個司改大方向的同時,又在每個目標之下列出具體的改革對策,由於涉及的法律修正繁多,更牽動所有部會,故日本國會又於二○○一年通過司法制度改革推進法,並設立由內閣成員組成,由首相擔任本部長、法務大臣擔任副部長的司法制度改革推動本部,形同傾全國之力進行司改。

相對於日本,我國此次的司改國是會議,僅是由總統府頒布命令,並無任何法定性,故期間多久、委員如何組成、程序如何進行、決議如何形成等,就完全走向人治。而在無法律授權下,也沒辦法如日本司改審議會般,可主動調閱資料、訪談人員或訪查機關,致只能被動接受可能被公機關篩選或美化的卷證。

而在司改國是會議僅具諮詢性質下,勢必得如日本般制定司法改革推動法,以免使決議的實踐落空。尤其此等工作所牽動者,並非僅是法律的更動,而是跨部會的資源整合,甚至是政治制度的翻轉與改造,這也是為何日本將所有內閣部會全納入司改推動本部的主因。只是台灣不像日本的內閣制單純,要成立一個跨部、甚至跨院的司改推動機構,既有權力過大之疑慮,於立法技術上也不可行。故在缺乏法律強制及有效監督下,關於司改決議之落實,恐又回到主管機關身上,既難免於恣意與專斷,也易使司改國是會議淪為背書工具。

2017年8月17日 星期四

律師界的轉型正義

許惠峰(作者為文化大學法律系教授,永社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7.08.17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127803


台北律師公會因為「單一入會全國執業」的主張與全聯會立場不同,而宣布退出全聯會,表面上係因律師執業環境日益競爭而產生之內部矛盾,實則,此一問題涉及此一制度之實質正當性及人民權益的保障,實應早日廢除,以彰顯律師界的轉型正義,理由如下:

一、此制度早已不合時宜:此一制度乃國民黨統治中國時期所訂,由於當時中國幅員廣大,為了有效管理律師方採此一制度,然而台灣地小人稠,高鐵一日往返,時空環境早已不同,在台灣本已不適用,況且對岸中國也已不採此一制度,在採同一套法律制度之台灣,以加入公會限制律師執業之範圍,顯不合時宜而不具正當性。

二、影響人民聘用律師的權益:此一制度使人民聘用不同地方之律師時,必須支付更高之成本(入會費及年費之轉嫁),致使成為各地律師變相壟斷的工具,各地人民因而缺少公平選擇律師之權益,影響其訴訟權之有效行使,一般人民普遍不知道律師執業此一不合理的制度,常導致因聘用他地律師的成本增加,進而只能選擇當地的律師,各地律師公會為了收取會費,將成本轉嫁給一般人民,顯不合理。

三、律師工作權遭受不當的侵害:台灣各地採取同樣一套法律制度,合格律師在各地執業其能力並不受影響,限制必須加入公會始得執業,除了各地公會可收取入會費及年費外,毫無正當性可言,此一制度變相增加律師全台執業的成本,限制律師業的充分競爭,最終受害者乃是需要聘請律師的廣大人民。

律師執業制度從早期限制三個執業地區,到後來開放主區及兼區而不再限三個地區的逐步改革,足見律師業的保守心態,當律師服務業已面臨全球化及國際化浪潮的衝擊下,台灣的律師公會竟然仍有如此保守不合理之制度,恐成為國際之笑柄,此一問題絕非是律師界內部競爭的問題,而是攸關自許為公平正義追求者之律師同道,是否能夠自省而建立一合理公平之競爭制度,而為台灣人民提供一個沒有變相壟斷的良好律師執業環境之問題。自詡為正義發聲的在野法曹,難道不因此一制度之存在而汗顏嗎?

2017年8月16日 星期三

國民法官的形成夠國民嗎?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永社理事)

民報/專欄 2017.08.15
http://www.peoplenews.tw/news/7f115d1d-4948-47d6-a79c-7a3a92ed1383

司改國是總結會議落幕,針對人民參與審判制度,是要採取陪審、還是參審,因於分組會議以七對七票平手,致無法做成決議,而留由司法院研議國民法官制度。如此的結果,是否讓人民參審制度,又回到主管機關恣意決定之境地,致嚴重違反司法民主化的精神?

在1999年司改會議裡,曾決議對稅務、醫療、環保、科技等,需要高度專業判斷的案件,採行專家參審,司法院也派人至歐陸各國考察,並因此提出相關法律草案,卻因有專家能否與會為法官的質疑,致胎死腹中。而於2006年,因前總統陳水扁涉及國務機要費一案,司法院為解各界對司法公正性的質疑,特沿襲日本的裁判員制度,而推出國民參與刑事審判試行條例,卻被行政院以人民參審有違憲法第80條的法定法官原則反對,致無疾而終。

2010年,因集體法官貪污事件,時任總統的馬英九,於任命賴浩敏為司法院長後,為建立以人為本的司法,致有人民觀審試行條例之提出。惟為了迴避憲法爭議,使人民參與審判,僅能表意卻不能表決,致被譏為是半調子的司法民主化,再加以模擬審判的實際成效有限,使觀審制注定淪為歷史名詞,而只在司法院的網頁中,留下一席之地。

事實上,憲法第80條雖有法官依法律獨立審判之明文,卻未規定法官如何產生,故只要未來立法院通過陪審或參審條例,陪審員或參審員,理所當然就是法定法官。故這麼多年來,一直圍繞在人民參審違反憲法的質疑,根本是個虛假的議題。故在此次司改國是會議,重點就在於是要採英美的陪審,或是歐陸的參審。

而關於陪審員只決定犯罪有無、法官決定量刑,以及參審員與法官一起決定罪刑的兩大人民參與審判模式,孰優、孰劣,實沒有標準答案,只能說哪個制度較適合我國。而這個爭執,自應在此次司改國是會議仔細討論與評估。

惟人民參與審判的制度選擇,實牽動司法根本結構之轉變,在短短四、五個月的討論過程,參與的委員能否充分瞭解各種制度的內容與問題,實得打個大問號。尤其是負責此議題的司改國是會議第四分組,對於陪審、參審的投票,乃以平手做收,卻在總結會議裡議而不決,這就使發球權回到司法院身上。若果如此,當初大費周章開會的目的,到底何在,實令人感到迷惑。

更糟的是,在司改會議尚未結束前,司法院就沿襲近似參審的日本裁判員制度,而緊鑼密鼓的進行人民參與審判制草案的研擬,或許也為了避免到底是陪審或參審之爭議,就自行創造出國民法官之名詞。如此一意孤行、魚目混珠的作法,原應受到最強烈的譴責,竟仍於總結會議得到默許。這與司改國是會議一開始所宣稱,是為建立一個屬於人民、回應人民、讓人民信賴的司法體系,實有相當大的落差,也讓人對未來的司改實踐,難持樂觀之態度。

而如今,為規避陪審、參審的爭議,所創造出的國民法官之構想,司法院力求半年內擬出人民參與審判法,以在立法院闖關,從此顯露出,我國的司法改革,既無延續性,也從未記取前人之教訓。又不管採取陪審或參審,所能解決的刑事案件不會超過百分之五,剩下的百分之九十五,仍是由專職法官來處理。若果如此,人民參與審判制度的建立,應為帶動刑事司法的整體改造與翻轉的火車頭。但可議的是,司法院竟力拼半年內送立法院闖關,這不啻是將百年大計當成是兒戲。尤其設立新的審判制度,乃涉及百年大計,不可能立竿見影,甚且在人民參審的諸多環節仍有仍多爭議下,何能如趕鴨子上架般的草率。也因此,若主事者仍以拼政績的心態來推動人民參審,就肯定會步入先前失敗之後塵。

2017年8月15日 星期二

教唆殺人的常識理解與法律判斷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永社理事)

民報/專欄 2017.08.14
http://www.peoplenews.tw/news/14bda6a5-2e7f-4fa1-bc0a-9a64efd35af9

中影案,宛如電影情節般,再爆出十年前槍擊蔡正元的當事人翁炳堯,向北檢自首偽證罪,並告發前總統馬英九與正崴董事長郭台強教唆殺人之事。惟如此的指控,或許符合偵探小說的情節,卻無法受到刑事法的嚴格檢驗。

在我國刑法,對於幕後操控犯罪者的處罰型態,有共謀共同正犯及教唆犯兩種型態。就共謀共同正犯,指的是與他人犯罪謀議,卻未實際為犯罪行為分擔,但因其具有控制所有人往犯罪目標前進之能力,故也要受到刑事的處罰,此一般常用於組織型態犯罪的治罪之上。

至於教唆犯,就對正犯無此操控能力,只是使其產生犯罪決意。而刑法要成立教唆犯,教唆者除須使人產生犯意,並使其朝向實現行為的故意外,更須有對特定人、特定事的犯罪告知,若僅是空泛且無具體、明確的指示,或能成立刑法第153條第1款,法定刑為兩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煽惑他人犯罪,卻不可能是教唆犯。其次,教唆犯依刑法第29條第2項,雖依其所教唆之罪處罰,但若正犯實施犯罪的內容超出教唆之範圍,如教唆者只說要教訓對方逼其辭去董事長一職,正犯卻將之殺死,就此逾越部分,教唆者並無庸負責。

中影槍擊案查動機  還原真相有難度

以中影買賣案來說,將市值至少百億元,卻僅以三十多億元的價格賣出,難免讓人有賤賣,甚至有否暗盤交易或利益回扣等之懷疑,就衍生出是否有人不守信用、從中侵吞等,致須以武力解決之情事。依此而論,中影槍擊案的受益者,自成為最大的嫌疑人。

惟如此的推斷,也僅能說有買兇殺人的動機,或可為偵查開端,卻與犯罪成立與否,毫不相關,致仍得找尋有教唆的事實與證據。只是中影槍擊案件,距離現今已超過十年,相關的人證、物證,早已隨時間逐漸流逝下,要再重建與還原真相,實有相當大之難度。而且必須思考的一個問題是,此案已經判決確定,雖然既判力不會及於未被起訴的可能幕後者,但於當時法院所為的判斷,仍多少會牽絆如今的事實調查。

故告發者即便指證歷歷,更言明於槍擊後,與教唆者們共同參與宴會談及此事,但於未來,就只會各說各話。且就教唆犯,必須證明正犯行兇前,有受教唆之證據,則於事後的任何話語,實也難有證據能力。

中影交易案疑點重重 應一併重啟調查

就算當場有錄音、錄影,但這些影音或影像紀錄,有否遭變造、是否因時間經過而難以完整重現等等,恐連提出於法庭的適格性,都會成為問題,更遑論其有多大的證明力。即使真有更上游的教唆者,但於最具關鍵的人物,即實際付錢買兇者,早已去世下,也讓此案進入死胡同。

更值注意的是,中影槍擊案的行兇及指揮者,曾經法院判以預備殺人罪定讞,而因2006年,教唆犯的處罰,改採所謂限制從屬,也就是以正犯所犯之罪處罰。而因依據刑法第271條第3項,預備殺人罪的法定刑上限為兩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依刑法第80條第1項第3款,追訴權時效僅為十年。故就算檢察官排除這些證據難尋的障礙,致找出真正的教唆殺人者,恐也須以追訴權時效已過,來為不起訴。

總之,從中影槍擊案指控馬前總統與郭台強教唆殺人之事,目前看來,或皆屬傳聞,甚至是想當然爾的常識判斷,但既然已經告發,自應與疑點重重的中影交易案,一併重啟調查,以釋各界之疑。

2017年8月13日 星期日

司改總結 淘汰不適任才能重建信任

黃帝穎(作者為律師、永社理事)

民報/專欄 2017.08.12

http://www.peoplenews.tw/news/abbdcf38-1205-43f0-87ad-7439c14d65a7


司改國是會議今(12)舉行總結會議,雖然對於參審制與陪審制尚有不同意見,筆者認為陪審制較能根本性的改革審判結構,落實無罪推定原則;但仍值得肯定的是,司改國是會議對於不適任司法人員的監督及淘汰機制達成共識,這是重建人民信任司法非常重要的一步。

司改國是會議召集人蔡英文總統在總結會議中,宣示多項司改方向,而關於「監督淘汰不適任司法人員」,如能確實修法落實,將可有效汰除「不適任司法人員」,因此司改國是會議後的執行與立法,仍值得社會持續關注。


改革法官檢察官的退場機制,是為了維護多數奉公守法司法人員的尊嚴及權益,只有將少數的司法害蟲有效的汰除,人民才可能重新相信司法。所以,司改決議人民未來不必再透過第三方團體,可以直接請求評鑑司法官,同時強化評鑑委員會的獨立性與權限,未來將可主動發起調查,並直接將重大個案移送職務法庭審理,是有效提升淘汰不適任司法人員的機制。


黃世銘案突顯檢察官評鑑機制的功能不彰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司改國是會議分組決議的評鑑委員會逕送職務法庭,在總結會議似未提及,此部分尚具重要性,有待社會與立法者予以實踐。因為,現行法官檢察官評鑑機制程序繁複,形成不適任法官檢察官的另類保護傘,因此評鑑委員會能否逕送職務法庭,仍是重要的改革手段。


以前檢察總長黃世銘為例,黃世銘與馬前總統共犯洩密,黃世銘雖遭法院判刑、檢評會撤職,但因程序上檢察官究責仍要經過監察院,因此馬總統提名的監委兩度護航黃世銘,讓遭法院判刑的黃世銘得以檢察官身分退休,如今每個月領納稅人血汗錢17.6萬元。


在法律意義上,黃世銘案突顯檢察官評鑑機制的功能不彰,無法確實淘汰不適任(黃世銘甚至是犯罪判刑確定)檢察官,現行法官法(姑且不論檢察官為何準用),檢察官評鑑機制如係應懲戒,程序上由檢評會通過後,由法務部轉送監察院審查,監察院通過彈劾後,才由職務法庭審理,程序冗長繁複,形成檢察官趁機退休的保護傘,黃世銘案就是明顯案例。


讓不適任司法人員退場 人民對司法的信任才可能進場


在政治意義上,黃世銘貴為檢察總長,配合馬總統發動政爭,得以全身而退,月領17.6萬元,具為全國檢察官效忠黨國的正面示範效果。然而,九月政爭與濫權監聽,引發國際媒體關注,不只法新社報導「司法濫權」,華盛頓郵報更直指「台灣版水門案」,然國內外法界的關注,都絲毫動搖不了黨國監委的「護黨」決心,二度拒絕彈劾黃世銘,掩護黃世銘順利退休月領全民17.6萬元,這讓奉公守法的多數司法官員情何以堪!


簡單來說,「給予評鑑委員會主動調查權並可直接移送職務法庭」(不需透過監察院),即可避免犯罪者黃世銘,得以檢察官身分退休月領全民17.6萬元的荒謬事件再度發生,更可形成監察院與評鑑委員會雙軌監督司法機制,對於重建人民對司法信任將有助益。


蔡總統承擔司改重責,固值肯定,然對於司法人員的退場機制改革,牽涉保守勢力與既得利益者之反撲,尚有賴社會持續關注,並要求立法者將進步的司改決議確實轉化為法律條文,唯有讓不適任的司法人員退場,人民對司法的信任才可能進場!

2017年8月9日 星期三

0809「貍貓換太子 扼殺陪審團」記者會

照片來源:台灣陪審團協會
時間:2017年8月9日11:00
地點:立法院紅樓201

司法院霸王硬上 總統府空口白話 國是會議只是假象

台灣陪審團協會創會理事長鄭文龍與長年支持陪審團制的立法委員黃國昌,於今日(8/9)共同召開記者會,針對本周一(8/7)黃立委公開批判蔡總統「空口說白話」,沒有落實選舉政見,在司改國是會議沒決定到底要採用陪審制或參審制,甚至還扼殺該案成為總結會議討論案的機會後;總統府旋即表示,該議題在分組會議並沒有獲得共識,但與會委員可在12日的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總結會議的「綜合建言」階段發言;公開證實陪審制已打入冷宮、永不見天日。

更可恥的是,司法院公然漠視12日始召開的總結會議,提前兩週於7月28日就搶先發布新聞稿,陳明「自106年6月29日起,司法院邀請審、檢、辯、學,密集於每週開會乙次,參考各國實施人民參與審判的理論與經驗,積極研議符合我國情需要的「人民參與審判法(參審制)」草案。」企圖閉門開會偷渡參審制。

「採行陪審團制或參審制與否」是此次國是會議第四分組的議題,在分組表決時以七比七平手,成為「無法獲致結論」的僵案;理應可以在總結會議繼續討論,該案提案委員即台灣陪審團協會理事長張靜本擬提案討論,卻因會議規則的「特殊設計」遭到技術性杯葛。

國是會議的會議規則扼殺陪審團制在先、司法院偷渡參審制在後、總統府的發言又證實了陪審團制已經出局;黃國昌立委與鄭文龍公開痛批國是會議與司法院的蠻橫霸道以及總統的充耳不聞,不但已讓國是會議淪為鬧劇,更是讓支持陪審團制的民眾心灰意冷無比憤怒。黃國昌與鄭文龍公開呼籲「陪審團制才是解絕司法亂象的藥方,切勿貍貓換太子,還陪審團制公平討論的機會」。

【臉書直播】http://goo.gl/gEr2Qh


【相關報導】

中央廣播電台/司改總結會議在即 黃國昌籲再討論陪審制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361704

風傳媒/司改總結會議不討論陪審、參審制 黃國昌批淪為過場儀式
http://www.storm.mg/article/312337

蘋果即時/【有片】司改總結會議不談陪審制 黃國昌怒批:淪為大拜拜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70809/1178549/

中央通訊社/司改國是會議遭質疑 總統府澄清
http://www.cna.com.tw/news/aipl/201708090269-1.aspx

2017年8月7日 星期一

簽結三中 特偵組吃案

黃帝穎(作者為律師、永社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124845

北檢偵辦三中案,目前已對中影案依侵占等罪偵辦蔡正元,法院裁准「羈押禁見」;在中廣案也對國民黨前行管會主委張哲琛「限制出境」,但國民黨及馬辦部分人士不斷以「特偵組簽結」為由,強辯三中案沒有違法。

事實上,特偵組簽結三中案,根本是「吃案」。暫且不論當年特偵組檢察官全由黃世銘任命,這個「黃世銘的特偵組」簽結馬英九(黃與馬另案共犯洩密等罪)的三中案,有無公信力問題。縱僅就特偵組的簽結內文檢視,仍可發現偵查不完備。

舉例來說,特偵組二○一四年八月簽結新聞稿第二十七頁,對於價值逾百億的中影只賣三十一億餘元,特偵組認定中影無賤賣,理由是「若考量不動產利益回饋約定,亦難認本件股權交易有何明顯低估之情事」;但中影案的利益回饋約定,根本沒有功能,法院判決國民黨討不回中影不動產的任何一毛錢。

法院早在特偵組簽結前就已判決,中投無法依回饋約定向買方請求不動產利潤(參台北地院九十九年重訴字第三四二號判決,後經高院一○二年重上字第六十八號判決維持一審見解),但特偵組竟對法院判決「選擇性失明」,無視國民黨法律上根本討不回中影的不動產利潤,簽結報告更對法院的中影案判決隻字不提,執意簽結馬的三中案。

程序上,特偵組未曾傳喚被告馬英九,對於國民黨內有關黨產交易的簽呈、草約、內參之鑑價報告等證據資料,亦未曾搜索扣押,簽結理由更直接無視法院判決。黃世銘的特偵組如此「簽結」馬英九的三中案,這如果不是吃案,什麼才是吃案?

對無人駕駛車的法制應儘早建立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永社理事)

民報/專欄 2017.08.06
http://www.peoplenews.tw/news/927cc1ea-91bf-4388-b863-616df2accde7


台北市從8月1日凌晨開始,連續五天進行無人駕駛巴士的測試,算是為智慧城市開啟新的里程碑,北市府也宣布,未來將擴大測試範圍與時間。只是在自動車開始運行於馬路時,除了必須顧及民眾的人身安全外,更得考慮法制面的因應,致成為必須立即解決的課題。

隨著科學技術的日益成熟,自動車(autonomous vehicle)或無人駕駛車(driverless car)已從科幻電影的想像逐漸走入現實。而提到自動車的好處,諸如減少汙染、運輸時間縮短、停車空間縮小,甚至是事故減低等等,就不得不讓人想到,行政院原先所提的八千多億前瞻計畫,竟有四千多億是用於備受爭議的軌道建設,能否有效解決交通問題,未可知,卻肯定對已經困窘的國家財政,增添更大負擔。與其如此,是否該思考以相對較少的經費,來投入與挹注自動車的研發。惟如此的發展,卻得在法制上有翻轉性的改變,如歐美、日本等先進國家,無不思考法制面如何調整與修改,以應付此等趨勢。相對於此,台灣不僅在自動車的研發亟待努力,對於現行法制如何因應,更是付之闕如。

而關於自動車上路,最須被面對的問題,即是車輛發生事故時,法律責任的歸屬。根據日內瓦及維也納道路交通條約之規定,車輛須有駕駛人且對其運轉有注意義務。故傳統對交通安全的規範,乃以駕駛人的過失為歸責核心,則於發生車禍時,就刑事責任來說,基於罪止一身原則,就只能以肇事者為處罰對象。而就民事責任來說,除駕駛人外,雖可能擴及於法律先推定有過失的僱用人,甚至是商品製造人,但若其能舉證自己無過失,仍可免除賠償責任。至於汽車所有人,除非其同時為雇主或製造者,否則,依我國現行法制,車輛提供者並無須擔負任何賠償責任。

無人車若發生事故 商品製造者有無責任?

而就目前市面上的汽車,雖已有定速、導航、自動煞車與停車等的裝設,但因人力可隨時介入操控,故於事故發生時,依然可適用以駕駛人為歸責中心的現行民、刑法制為處理。惟於科技逐漸發達,人為操控慢慢轉變成是輔助下,是否也該逐步提高商品製造者的注意義務與責任,亦是法規範必須思考之處。

更得審慎面對者,恐是加速、減速、操控全由電腦運作,而不讓人力有操縱可能之無人車。由於此種型態,已完全脫離自然人的掌控,則當事故發生時,刑罰對象到底要歸屬給車輛製造者、所有人,抑或是程式設計者,就會產生疑問,也勢必會對所謂行為責任原則,造成極大的衝擊。至於民事部分,目前以駕駛人為歸責中心的體系,亦將無用武之地,致須重行建立以製造者為歸責重心且採無過失責任的規範結構。至於車輛提供者、程式設計者,是否亦該納入連帶賠償的範圍,亦得有不同以往的思維與立法模式。

由於要設計一套對自動車的全新與完整的法制,實有極高的難度,且於未來,行走於路上的無人車,不可能僅限於官方的實驗計畫,更應鼓勵民間投入,故於現階段,主管部門,如交通部或台北市政府,就得趕緊制訂實驗車上路的規範與準則。這可能包括,自動車上路前的檢測標準、是否要有駕駛人在其內及需要何種資格、可行走的路段與時間,甚至是責任險的最低額等等。藉由這種小範圍、小規模的所謂監督沙盒(regulatory sandbox),以來確立自動車法制的規範原則,並成為未來立法的重要依據。畢竟,法律條文的修改與規範完整性,肯定無法趕得上社會的進步,卻也不能成為科技發展的絆腳石。

2017年8月6日 星期日

辦不了簽結的檢察官?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永社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7.08.05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124624

北檢對中廣案調查,三中案似有被全面啟動之感。但此等案件於二○一四年,已由廢止的特偵組簽結,則對當時承辦的檢察官,甚至是核准的檢察總長,有否法律究責的可能性?

對檢察官濫行不起訴,刑法第一二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有法定刑一至七年有期徒刑的故為出入罪。只是此罪,主觀上必須明知為有罪之人,並於客觀上不使其受訴追或定罰,才足以該當。惟是否為有罪之人,若未經起訴,並經法院判罪定讞,實無從加以確定,且於不為起訴的場合,基於偵查不公開及當事人的隱私權保護,並不會對外公布其內容,任何人自無從檢視是否屬犯嫌重大,致須為起訴。

更糟的是,如三中案,之前特偵組乃是以簽結了事,由於此等手段於法無據,故案件形式上雖終結,卻可隨時重啟調查與起訴,若嚴格解釋刑法法條,恐也不能說檢方是故為不訴追。尤其國民黨以異於市場行情的價格賤賣黨產,目前於證券交易法第一七一條第一項第二款,雖規定有法定刑為三至十年、非法所得超過一億,甚至可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非常規交易罪,但因此罪乃是針對已發行有價證券的公司負責人,則在政黨不可能是上市公司下,此罪也無用武之地,致僅能以法定刑較低、即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法背信罪論處。

只是,基於私法自治及資產價值的不確定性,再加以時日久遠、證據多已喪失下,即便北檢起訴,是否會遭法院定罪,實也屬未定之天。顯見,要藉由刑法的故為出入罪對檢察官究責,實有如登天之難,致僅能寄望於行政懲戒。

惟依現行制度,必須先經由檢察官評鑑委員會審查,即便不論此委員會是否能公正、獨立行使職權,但依據法官法第三十六條第一項,對個案評鑑之請求,必須在兩年內為之;也就是說,對檢察官的評鑑時效,竟比公務員懲戒法的五年懲戒時效還短,致使司法人員比其他公務員享有更大的保障。

更慘的是,此短短的兩年時效,按理應從判決確定時起算,卻被解釋為從偵結起算。則如三中案簽結,早已超過此時日下,不管此案將來結果,檢察官肯定不會有受懲戒之可能,致使究責機制完全破功。

2017年8月3日 星期四

釋字第752號的過與不及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永社理事)

民報/專欄 2017.08.02
http://www.peoplenews.tw/news/46040bef-78ed-4746-a880-e7dba9ed515e

大法官日前做出釋字第752號解釋,針對現行犯輕本刑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竊盜罪者,於第一審判無罪、第二審改判有罪,卻不得上訴第三審的刑事訴訟法第376條之規定,因未能提供至少一次的救濟機會,致侵害人民的訴訟權,故從解釋文公布之日失效。如此的解釋,乃為深化訴訟權保障所必然的結果,雖值讚賞,卻也有過與不及之處。

由於最高法院乃終局審判機關且只有一個,為了減輕負擔且集中於重大案件之審理,才有刑事訴訟法第376條,限制非重罪不得上訴第三審之規定。惟如竊盜罪,於第一審判決無罪,卻在第二審遭逆轉有罪之場合,因不能上訴第三審而確定,致出現毫無救濟機會的窘境。雖然,針對確定判決,仍可以非常上訴或再審為救濟,但由於此等訴訟途徑的要件極為嚴格,實有等於無,故面對此種未能提供至少一次救濟機會的規定,釋字第752號就認定違憲,致須於公布日立即失效。

對於此號解釋宣告違憲的效力,針對聲請解釋的原因案件一,因於上訴期間提起上訴第三審,卻遭第二審法院裁定駁回,因此裁定僅屬於程序問題,故無實質確定力,故在本解釋宣告後,此裁定自動失效,第二審法院必須主動將此案件移送至第三審法院審理。至於原因案件二,因未於提起上訴,故可在本解釋宣告後,於法定十日上訴期間內提起上訴。

更值一提的是,本號解釋更將效力及於相類案件已經第二審判決,但尚未逾越十日上訴期間者,亦可上訴最高法院,且第二審法院就此等案件亦有曉示當事人提起之義務。這樣的效力擴張,或能達成有權利、必有救濟的目的,卻肯定踩踏了法安定性的紅線,也使大法官正式成為第四審。則在法律尚未修正,大法官解釋具有個案效力下,如此自我擴張解釋文的效力,是否太過、是否逾越憲法的界限,恐是本號解釋太過急進之處。這也讓人想起,此次司改國是會議所提出,沿襲德國法制的憲法訴訟制度,而讓大法官介入個案判決違憲的建議,是否已在釋字第752號解釋裡得到實踐?若果如此,是否也代表,司改國是會議的建議,顯屬多餘?

而除了解釋文效力擴張外,其餘部分的解釋,卻顯得保守。由於聲請此號解釋的原因案件,一涉及性騷擾罪、一涉及竊盜罪,兩者乃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2款之事由,被宣告違憲自屬當然,但此條文所列其他五款不得上訴第三審的罪名,是否亦可一體適用,此解釋基於不告不理,未予說明,致留有遺憾。至於在允許原不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上訴後,若發回更審仍判有罪,是否仍可上訴,於解釋文中亦未能看出端倪。凡此問題,除非立法者立即修改法律,否則,就會留下後續的爭執與訴訟。

又此號解釋認為,於第一、二審皆判有罪而不得上訴第三審的場合,因已給予一次的救濟機會,致屬於立法形成自由的範疇,故不違憲。惟於第二審判比第一審更重,卻不得救濟之場合,是否真無侵害訴訟權,實有相當之疑問。

更須思考的是,目前對第一審已判被告無罪的任何案件,為何擁有絕對證據優勢的檢察官仍可上訴,而要等到第二審判決無罪,才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不得上訴,或許才是造成被告訴訟權核心受侵害的主因。此癥結於釋字第752號完全未觸及,卻是未來修法,立法者必須審慎面對的嚴肅課題。

2017年8月2日 星期三

婦聯會和解 隱匿應罰兩倍

黃帝穎(作者為律師、永社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7.08.01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123530

婦聯會日前回文內政部,同意捐贈三一二億元的資產繳國庫,但也開出「同意不再依據黨產條例等規定對婦聯會暨其捐贈成立的組織及其財產進行任何主張」等要求,社會譁然。

對此,黨產會官員指出,婦聯會發函內政部中所提要求,只是婦聯會自己的意見,婦聯會要求黨產會不准再查其相關組織,已經觸犯黨產會的底線。確實,以德國實踐「轉型正義」為例,就算政府與政黨達成訴訟上和解,國家也不會放棄對黨產的追查,更不會沒條件地和解。

一九九五年,德國民主社會主義黨(由前東德共黨幹部組成)和德國獨立委員會(相當於我國黨產會)達成訴訟上和解,該黨同意放棄對前共黨所有的財產主張,只保存其中央黨部等少數財產,但最重要的是,雙方和解協議中附加條件,約定若有隱匿黨產,民主社會主義黨應罰兩倍賠償。在此之後,德國獨立委員會雖與民主社會主義黨和解,但德國獨立委員會仍以超過十年的時間追查黨產。

從德國民主經驗可知,婦聯會的主張毫無正當性,就算內政部與婦聯會和解,但和解內容顯不能拘束黨產會繼續追查其相關不當黨產。尤其甚者,內政部與婦聯會的和解,更可附條件,如婦聯會除了帳面上的三一二億元外,另有隱匿財產者,應罰款兩倍,繳交國庫、還財於民。

2017年7月31日 星期一

東南亞模式將被打破?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永社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7.07.30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122999

又有十八名台籍詐欺犯從泰國遣返回台受審,卻有另一批二十五名台籍人士將被移送至中國。這是否意謂著,台灣人遣台、中國人遣中的處理模式,已因兩岸關係的冷凍出現變化?

二○一一年初,菲律賓將十四名台籍詐欺犯遣送中國受審,引發我國人民激憤,我政府就與對岸協商,將此批人士遣送回台。二○一三年,除與菲律賓簽訂刑事司法互助協定外,也與印尼、馬來西亞等國進行個案合作,致逐漸形成台人遣台、中人遣中的東南亞模式。

惟這類域外的電信詐欺,由於犯罪行為地與結果地皆不在台灣,故在遣返回台時,他國若證據提供不完整,就會陷入訴追困境。尤其是所有被害人在中國,在不可能傳喚出庭的情況下,就只能由對岸提供卷證,這不僅無法保證其可信度,更完全得視中方的臉色。

其次,刑法針對電信詐欺,即第三三九條之四第三款,法定刑提升為一至七年的有期徒刑;但根據刑法第七條,域外犯罪須是屬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者,才為刑法效力所及。除非將兩岸認定是一個中國,否則,這些域外的電信詐欺犯,我實也無任何管轄權。既稱為東南亞模式,則未與台灣有接觸的國家,台籍人犯肯定就會被遣送至中國。如去年的肯亞或今年初的西班牙事件,即是顯例。

去年十一月,立法院增訂刑法第五條第十一款,將刑法第三三九條之四的加重詐欺罪列入域外犯罪的管轄權範疇,並於今年三月修正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二條,將集團詐欺列入組織犯罪的範圍,以提高處罰的刑度。凡此修正,就可使域外的電信詐欺犯罪納入我國刑事管轄權之內。

惟國際刑事管轄權之競合,除逮捕地的所在國外,到底哪個國家有優先權,既有國勢強弱的現實,更有犯罪防制的考量。以近來兩起電信詐欺案比較,對於已遣返回台者來說,就是由我方主動與泰國合作。相對而言,即將遣至中國的人犯,就完全是由中方提供資訊。

也因此,泰國在處理電信詐欺事件,到底要將台人移往何方,除必然受到中國的干預與影響外,我方的證據提供是否充分、能否確保訴追與定罪,或許更是能否成功遣返的關鍵。

2017年7月27日 星期四

Prosecutorial checks and balances

Wu Ching-chin 吳景欽

(Wu Ching-chin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chair of Aletheia University’s law department and director of Taiwan Forever Association)
(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主任、永社理事)

Translated by Julian Clegg

TAIPEI TIMES / Editorials 2017.07.26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editorials/archives/2017/07/26/2003675303

On Monday last week, the Taipei District Prosecutors’ Office searched the home and office of former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KMT) Central Policy Committee director Alex Tsai (蔡正元) in connection with an investigation involving three companies formerly connected with the KMT: Central Motion Picture Corp (中影), China Television Co (中視) and Broadcasting Corp of China (中廣). The Taipei District Court approved the prosecutors’ application for Tsai to be detained on the grounds that there was strong evidence of his involvement in criminal activity.

However, the same case had previously been investigated by the now-defunct Special Investigation Division (SID) of the 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 which closed its investigation without seeking an indictment. That the investigation should now be launched anew raises questions about the independence of prosecutorial authorities.

The case involves the possibility that KMT assets were improperly disposed of and transferred. It was in 2006 that somebody reported the matter to the black gold investigation action center — an anti-corruption unit subordinate to the Taiwan High Prosecutors’ Office. The following year, the case was handed over to the center’s successor organization — the then-newly established SID. The SID’s mission was to investigate senior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wealthy businesspeople.

The Prosecutor General, who is head of the 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 holds that position for a fixed term of four years and cannot serve a second term. It was thought that this setup would maintain a space for the independent exercise of prosecutorial power, as well as concentrate resources to take swifter and more effective legal action in major cases of corruption and economic crimes.

Because the case of the three companies involved transfers of KMT assets through diverse and complicated transactions, it would be a test of the SID’s expertise and efficiency. However, having started its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ase, the SID went on investigating it for seven or eight years. Not until 2014 did it wind up its investigation, saying that it had not discovered anything illegal. Although it offered a detailed explanation of this decision in the form of a case table, it gave rise to more questions regarding matters such as embezzlement and breach of trust in connection with the already convoluted handling of the assets. Even without considering whether the SID’s explanation was reasonable, by letting the case drag on for so long before finally closing it down, the SID did not demonstrate any expertise or efficiency. On the contrary, the SID’s handling of the case left it open to accusations it was protecting those in high office and it was the main reason the SID was consigned to the history books.

Because closure of a case is not defined in the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 (刑事訴訟法), it does not have the force of a decision not to indict, which is so defined and engenders the restriction that prosecutors cannot make a new indictment unless new evidence is discovered. That is why the Taipei District Prosecutors’ Office has been able to investigate the case and make indictments following the abolition of the SID on Jan. 1.

However, last week’s large-scale searches apparently result from accusations made by the Ill-gotten Party Assets Settlement Committee in April, and this makes one wonder whether prosecutors, be it the former SID or the Taipei District Prosecutors’ Office, take action based on evidence or on which way the political wind is blowing.

The way this case has been handled, from the closure of the investigation three years ago to the renewed investigation, not only raises questions about prosecutors’ independence, but also exposes the existing situation under which prosecutorial authorities are not subject to external oversight.

Preparatory work is underway for the National Congress on Judicial Reform, of which people have high expectations for judicial democratization.

In view of situations such as this, one might question whether the remit of the congress should be extended to include constraints on prosecutorial authority. This could be achieved by following the US system, under which, when prosecutors wish to bring charges for major offenses, a grand jury composed of members of the public must decide whether they qualify for indictment.

Alternatively, Taiwan could follow the Japanese system, under which a prosecutorial review commission (kensatsu shinsakai) composed of members of the public deliberates as to whether prosecutors have acted inappropriately in cases where they decide not to bring charges. Both these systems function as preventive measures against abuse of prosecutorial power.

2017年7月26日 星期三

【活動紀錄】0722「司法改革如何落實轉型正義?」座談會



【座談會資訊】

時間:07/22(六)09:30-11:45
地點:台大校友會館 3樓B會議室
主辦:永社、法操FOLLAW
直播:法操FOLLAW

主持人:
 高涌誠/律師、永社理事長

與談人:
 林孟皇/台灣高等法院法官、司改國是會議委員
 洪偉勝/律師、永社理事
 劉恆妏/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副教授
 薛化元/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
 鄭光倫/東吳大學法律系博士生、永社理事

完整資訊請參見:http://taiwanforever2012.blogspot.tw/2017/07/0722.html



【影像紀錄】

*特別說明:因劉恆妏教授研究資料尚未公開發表,因此該部分並未錄影。


感謝 法操FOLLAW 協助攝影直播


更多影片請點選「播放清單」檢視。




【座談會資料】

轉型正義下的司法改革(司改會黃盈嘉律師,PNN)

司法改革和轉型正義(高宏銘律師,法操)

司法院不該頒發獎章給「蓬萊島案」判決的法官──台灣司法的轉型正義功課(林孟皇法官,《轉型正義與司法改革》,元照,2015)
全文請見林法官著作: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7522

林孟皇法官投影片

薛化元教授講綱

鄭光倫講綱




【活動照片】




【相關報導】

(圖片來源:風傳媒
風傳媒/民主轉型後司法也要除垢,林孟皇:有些人過去曾是國民黨整肅的幫兇

立委暴力 遠比丟水球嚴重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永社理事)

中時電子報/言論 2017.07.25
http://opinion.chinatimes.com/20170725005057-262105

立法院因審前瞻計畫預算,引發藍綠立委混戰,卻發現有實習生亦趁亂丟水球,立法院也發出聲明,要將該名學生移送法辦。此位學生的行徑確實不當,但是否觸犯《刑法》,卻又是另一回事。

就學生可能未經申請或登記換證,而進入立法院議事廳堂的行為,是否有可能觸犯《刑法》第306條第1項,即法定刑為1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無故侵入住宅罪呢?由於此罪所保護的法益為個人居住安全與隱私的自由,立法機關能否主張此種權利,有相當大的疑問。況且,禁止未經許可侵入國家機關的目的,實在確保公務員免於恐懼致能公正客觀的行使職務,與侵入住宅罪在保護的個人住居自由,實屬南轅北轍的不同面向,這也是為何在《刑法》中,將公機關稱為公署,以與住宅有所區隔的原因。

所以,除非將侵入國家機關的行為入罪化,以來填補治罪漏洞,否則,硬將公機關納入侵入住宅罪的保護對象,就有違類推禁止的《刑法》原則。而就算以侵入住宅罪論,但此實習生乃由立委以助理身分帶入,能否稱為無故,也有問題。

其次,針對丟水球的行為,依照立法院的聲明,由於此舉動恐會造成他人受傷,也影響議事先進行。依此而論,就可能涉及《刑法》第135條第1項,法定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妨礙公務罪。只是此罪必須是對公務員執行職務的行為施以強暴、脅迫,才足以成立,而丟水球的行為,能否合致於強暴、脅迫之手段,實有相當大的疑問。更值得注意的是,藍綠立委為了前瞻預算,早已扭打成一團,此時能否稱為是議事進行、執行職務,致成為妨礙公務罪保護的對象,實在更有疑問。

大學生於議事殿堂丟水球,確實不對,卻不至於到達刑事不法的程度,而且不管是侵入住宅,抑或是妨害公務,都非屬重罪,若以最嚴厲的刑罰處置,亦嚴重違反《刑法》的謙抑性原則。尤其比之於先前太陽花學運的學生,無論是立法、行政與司法權,都是以最寬容的態度面對,若此次單一個人的丟水球事件卻大動干戈地處理,必會引來政治顏色不對的聯想,也完全不符合比例原則。

而從此事件,或許更該思考一個問題,即從過去到現在的立法院議事亂象,立委諸公們的種種荒誕,甚至是暴力行徑,遠比這位大學生的行為來得嚴重,卻可躲在民意代表的言論與表決免責權下,不受任何法律追究,也顯少看到立法院以自律方式進行懲處。因此這種對丟水球作強力譴責,卻對立法院內更多且更大的不當行為視而不見,只能說是嚴以律他、寬以待己的最糟糕示範。

2017年7月24日 星期一

訴追馬英九 頂多背信罪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永社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7.07.23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121154

前立委蔡正元因中影掏空案遭羈押,即便北檢稱此與三中案無關,能否釋各界之疑,不得而知。惟馬前總統會否因三中案而遭訴追,肯定受關注。

特偵組雖於二○一四年對九十九年度特他第三號,即國民黨涉及賤賣中影、中廣、中視案,做出查無不法之簽結。如從北檢目前偵辦重點,乃是在中影出賣後,公司負責人有否掏空資產,與三中案確屬不相同的案件事實。惟於之前三中案的調查裡,也對出售後的資金流向進行清查,更強調董事長蔡正元並無涉案,要說如今的掏空案與之無關,只讓人有此地無銀之懷疑。由此也顯露出,檢察實務自行創出他字案的簽結手段,不僅法無所據,也因案件範圍與被告無從特定,既影響相對人的訴訟權及法律的安定性,亦容易淪為政治工具,應為立即檢討之對象。

既然中影掏空案已為三中案的重查開了一扇門,則對馬前總統於此案責任歸屬的偵查,似屬遲早之事。由於簽結於法無據,自不具有刑事訴訟法第二六○條,即不起訴處分確定後,僅有發現新事證才得再行訴追之效力,北檢若再對三中案為偵辦,並不會有程序上的瑕疵。

而二○○六年三中處分時,馬前總統雖擔任台北市長兼國民黨主席,但因其處理的是政黨之財產,則在國民黨只是私法人的情況下,黨主席的決定就不是執行公務,致非屬刑法公務員,也就不可能涉及刑罰極重的貪污治罪條例。若有賤賣黨產之行為,頂多觸犯刑法第三四二條第一項,即法定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背信罪。

至於背信罪,於客觀上,行為人須違背職務致損害委託人的利益,則於三中案,成罪關鍵當在國民黨資產是否遭低估。如從中影市值至少百億,卻以三十一億賣出來看,似乎有損黨的利益,惟基於私法自治,資產到底價值多少,恐有極大迴避究責之空間。

此外,背信罪在主觀上,須有為自己或他人不法所有的意圖,就算認為馬前總統賤賣資產有違職務,只要查無黨產出賣後,其本人或家人有收受任何回扣之事實,亦無由成罪。從此就暴露出,對於私領域團體可能涉及的瀆職情事,要以現行刑法究責,實有其窮極之處。

2017年7月22日 星期六

0722「司法改革如何落實轉型正義?」座談會



「司法改革如何落實轉型正義?」
永社司改系列座談會(三)

敬請報名:https://goo.gl/forms/BVzLP9tAQsSOKe1G3

自九零年代民主化浪潮起,臺灣民間社會對轉型正義的期盼便開始萌芽,並且在本世紀初第一次政黨輪替後化為令人無法忽視的呼聲。然而,起初執政黨未在國會取得過半席次,其後中國國民黨又以完全執政之姿達成二次政黨輪替,轉型正義的能量因此式微。2016年,台灣發生第三次政黨輪替,轉型正義雖然獲得重新啟動的機會,但整個國家及社會仍然處處可見尚未除去的威權遺緒。此時,公民社會不免熱烈期盼新政府推動的司法改革工程,能為轉型正義注入能量。今年四月,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當中也初步討論到轉型正義的議題,但仍有許多面向並未被提及,因此永社及法操共同舉辦本次座談會,邀請相關領域的學者專家,共同探討「司法改革如何落實轉型正義?」

時間:07/22(六)09:30-11:45
地點:台大校友會館 3樓B會議室
主辦:永社、法操FOLLAW
直播:法操FOLLAW

主持人:
 高涌誠/律師、永社理事長

與談人:
 林孟皇/台灣高等法院法官、司改國是會議委員
 洪偉勝/律師、永社理事
 劉恆妏/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副教授
 薛化元/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
 鄭光倫/東吳大學法律系博士生、永社理事

時間分配:
 主持人10min、與談人20min、綜合討論25min

敬請報名:https://goo.gl/forms/BVzLP9tAQsSOKe1G3
活動頁面: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179027168869573

2017年7月20日 星期四

蔡正元掏空中影 早有法院認證

黃帝穎(作者為律師、永社理事)

民報/專欄 2017.07.19
http://www.peoplenews.tw/news/5cb930ba-4709-4f36-90bf-902f26edcb60

前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蔡正元因涉侵占中影3.7億元被檢方兵分多路搜索住所及公司後聲押,台北地方法院裁定收押禁見。

對此,國民黨前主席洪秀柱聲援蔡正元,高喊「政治迫害」,蔡正元的「兄弟」邱毅也替他發聲,指「蔡正元案並非劍指蔡正元」,此案也非單純財產侵佔案或公司背信案,而是狠打七寸的「政治追殺案」。

但事實上,蔡正元淘空中影的背信犯行,早已經法院認證,北檢僅是依法偵查,根本不是政治追殺。

台灣高等法院103年重上字第473號判決指出:「蔡正元當時為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之情,此有前述起訴狀在卷可憑(見原審卷一,第270-272頁),又上訴人就上開減資案向經濟部申請變更登記,經濟部以該案之決議不符公司法第168條、第240條及第241條規定,並無可分次辦理之規定,命上訴人補正,但上訴人未予補正,而於98年2月11日遭經濟部退件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因此,阿波羅公司及時任阿波羅公司及上訴人公司負責人之蔡正元於95年8月11日即知悉上開減資案決議,可能違反法令致無效,而需將上開減資款返還予上訴人,且知悉該等股權之實質權利人,亦要求僅為股權交易平台之阿波羅公司返還上開減資款,並知悉阿波羅公司無資力,竟就阿波羅公司無自由處分權之上開減資款,成立系爭信託契約,並移轉處分該減資款為信託財產(此部分應構成詐害債權行為,然因本院認定系爭信託契約已因存續期間屆滿而於99年7月17日失其效力,而無再予撤銷之實益),嗣後更違反信託法第3條、第15條規定,處分系爭信託財產(詳後所述),係故意以違反法令之方式,五鬼搬運,左手交付右手,將利益輸送自己,致使上訴人之減資款債權不能實現,受有損害,顯係故意以違反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上訴人之減資款債權」,顯見蔡正元之掏空犯行,早已被法院認證。

可惜,馬英九執政時代,黃世銘的「特偵組」,執意不辦三中案,縱然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重上字第473號民事判決直指「蔡正元於兼任上訴人公司及阿波羅公司負責人時,明知上訴人公司之減資無效…竟仍以信託方式,將減資款信託於自己……竟仍以違反法令方式,左手交付右手,五鬼搬運,將利益輸送自己」,且此見解經最高法院維持,判決蔡正元應返還不法獲利1.7億元定讞,但特偵組仍是視若無睹。

好在2016年政黨輪替後,立法院修法廢除特偵組,讓檢察組織走回常軌,而北檢仍有勇敢公正執法的檢察官,依法偵辦黨國權貴,才讓國家追究不法的三中案出現史上重大進展。

總結來說,北檢偵辦蔡正元背信等罪,有高院和最高法院判決當基礎,且判決白紙黑字指明蔡正元的五鬼搬運犯行,檢察官僅僅是依法處理而已,根本不是黨國既得利益者喊的政治追殺。

從查無不法到聲押看檢察權的獨立行使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永社理事)

民報/專欄 2017.07.19
http://www.peoplenews.tw/news/2fa9f17a-bead-4a04-9978-41232d36e197

因中影掏空案,北檢對前立委蔡正元住處進行搜索,並於訊問後以犯嫌重大向法院聲押,並遭法院裁定羈押,曾引發極度爭議的三中案,又再度吸引各界的目光。只是此案曾由已經廢除的特偵組為簽結,如今重啟調查,就讓人對檢察權的獨立性,感到質疑。

涉及國民黨黨產可能遭不當處分與移轉的三中(中視、中廣、中影)案,早在2006年,即有人向高檢署的查緝黑金行動中心告發,並於隔年,由剛成立的最高檢察署特別偵查組接手偵辦。而當初之所以設置特偵組,乃是因其偵查對象,要非位居政府高官,即是富商巨賈,故藉由檢察總長有4年任期保障及不得連任之設計,就能保持檢察權行使的獨立空間,且能在資源集中下,更有效迅速的訴追重大貪瀆與經濟犯罪。

專業?效率?影響特偵組的存廢因素是風向?

由於三中案牽涉國民黨黨產藉由多元與複雜的交易程序為移轉,正可考驗特偵組的專業與效率。惟三中案一查,就查了7、8年,直至2014年,才以查無不法而簽結,即便列出對照表為詳細說明,卻為已經繁雜的財產處分所涉及的侵佔、背信等等行為,增添更多疑問。而就算不論理由是否正當,但一個案件拖了這麼久才偵結,實也看不出有何專業與效率可言,反易落入維護執政者之口實,也成為特偵組必須走入歷史的主因。

而因簽結並未規定於刑事訴訟法之中,也就無如不起訴處分般的確定力,即僅有在發現新事證時,檢察官才能再行起訴之限制,故特偵組於今年1月1日被廢後,三中案仍可由北檢偵查起訴。惟目前的大動作搜索,其原因似在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於四月的告發, 這又讓人產生一個疑問,假設政黨沒有輪替,這個案件有再重啟調查的可能嗎?而如果當初特偵組簽結有政治考量,則如今北檢的訴追,是否也是觀察到政治風向轉變的結果?

擺盪在檢查獨立與濫權之間的檢察權

這當然又會牽涉到之前司改會議,曾有激烈爭辯檢察官定位的問題。而不管檢察官是被定位是司法官、還是行政官,抑或是兩者兼具,都不能忽略一個癥結,即在保持檢察權獨立性之同時,如何防止權力遭濫用。若極端強調獨立性,則連檢察長基於檢察一體所為的監督,也必須退位,檢察權的自律機制就因此會減弱,則個別檢察官也可能為了討好執政者,而為濫權訴追或不訴追。故在講求獨立性與濫權防止之間,就永遠會處於一種衝突,致難畫出一條明顯的界限。

故從三中案,過去特偵組的簽結,到現在北檢的重新調查,除有獨立性的問題外,也一再暴露出檢察權不受外部監督的現狀,就讓人聯想到近來司改國是會議,被認為是最大突破與期待的司法民主化議題,是否也該延伸至檢察權的抑制。這可以是沿襲美國制度,即對檢察官欲訴追的重罪,須由人民組成的大陪審團,來決定有否起訴適;格或者是學習日本制度,即由人民所組成的檢察審查會,來審理檢察官不為起訴的案件是否不當。

結語

惟在新制度建立,總有一定時日的討論與研議下,於現階段,肯定得先對已過於肥大的檢察權進行適度瘦身。尤其是法無明文,卻由檢察實務所創造出,很易成為政治工具的簽結手段,就有檢討是否該繼續存在的正當與必要性。

2017年7月18日 星期二

The importance of judicial empathy

Huang Di-ying  黃帝穎
(Huang Di-ying is a lawyer and director of Taiwan Forever Association)
(作者為律師、永社理事)

Translated by Lin Lee-kai

TAIPEI TIMES / Editorials 2017.07.18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editorials/archives/2017/07/18/2003674774

Early last month, a video clip of an address made by US Supreme Court Chief Justice John Roberts at his son’s high-school commencement ceremony went viral.

“From time to time in the years to come, I hope you will be treated unfairly, so that you will come to know the value of justice ... and I hope you will have just enough pain to learn compassion,” Roberts says in the clip.

His wishes for graduates to learn from their own frustrations are very unusual. They are also part and parcel of the concept of empathy, a skill invaluable to the judiciary.

If trials could be carried out with empathy and judges put themselves in others’ shoes to understand the parties involved and to solve disputes, then it would be possible for the public to trust the judicial system.

With trials by jury, the US judicial system allows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order to avoid arbitrariness and lack of empathy from the judge, perhaps neglecting the important principle of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under which a suspect is considered innocent unless proven guilty. In some cases, judges try suspects and encounter unsavory characters on a daily basis, so it is sometimes difficult for them to maintain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However, according to an opinion poll published by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last year, as many as 84 percent of Taiwanese do not trust judges — a state of affairs difficult to imagine in a democratic nation. At this critical moment in Taiwan’s judicial reform, the key to success lies in empathy toward the public.

Whether it is the US jury system or Japan’s lay judge system, their purpose is to create opportunities for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trials with empathy.

At the sixth meeting of the judicial reform preparatory committee on Monday last week, President Tsai Ing-wen (蔡英文) declared four main areas for reform, including transparency of judicial proceedings, improving the selection and discipline of judges and prosecutor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ystem of civic participation in the judicial process, all of which are necessary to rebuild public trust in the judicial system.

Facing the judges and prosecutors, who are in general considered to be “the winners at the game of life,” the public concern should keep track of the policies related to rebuilding the judicial empathy.

2017年7月17日 星期一

司改就是要讓「黃世銘們」不再出現

黃帝穎(作者為律師、永社理事)

上報/投書 2017.07.16
http://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20740

社會長期關注恐龍法官的淘汰機制問題,司改必須回應民意。事實上,淘汰機制應要確實汰除不適任的司法人員,這才能維護多數奉公守法的司法人員尊嚴,重建人民對司法的信任。總統蔡英文日前出席司改國是會議籌備委員會,會中宣示「監督淘汰不適任司法人員」,這是重建人民對司法信任的關鍵,也是司改成功的重要一步。

司改國是會議分組會議曾決議,對於法官、檢察官的多元晉用及評鑑制度進行改革,其中法官檢察官評鑑制度改革尤其重要。因此,蔡總統對不適任司法人員的淘汰及監督等司改主張,值得期待。

司改分組會議有關法官檢察官評鑑制度改革之決議包括:「人民可直接請求評鑑」(即不需透過律師公會或特定民間團體)、「給予評鑑委員會主動調查權並可直接移送職務法庭」(不需透過監察院)、「提升評鑑委員會的獨立性」、「評鑑結果適度對外公開」、「評鑑雙方得陳述意見及請求調查證據」與「延長評鑑時效」。此六項改革方向正確,也獲得蔡總統回應,社會應持續關注立法院在修法上對改革的落實。

現行法官檢察官評鑑機制程序繁複,形成不適任法官檢察官的另類保護傘。以前檢察總長黃世銘為例,黃世銘與馬前總統共犯洩密,黃世銘雖遭法院判刑、檢評會撤職,但因程序上檢察官究責仍要經過監察院,因此馬總統提名的監委兩度護航黃世銘,讓遭法院判刑的黃世銘得以檢察官身分退休,如今每個月領納稅人血汗錢17.6萬元。

黃世銘貴為檢察總長,配合馬總統發動政爭,得以全身而退,月領17.6萬元,成為全國檢察官「效忠黨國」的極負面示範效果。然而,9月政爭與特偵組濫權監聽,引發國際媒體關注,不只法新社報導「司法濫權」,《華盛頓郵報》更直指「台灣版水門案」。然國內外法界的關注,卻因現行制度的官官相護,掩護黃世銘順利退休月領全民17.6萬元,這讓奉公守法的多數司法人員情何以堪!

所幸,司改國是會議決議改革法官檢察官評鑑機制,方向正確,其中「給予評鑑委員會主動調查權並可直接移送職務法庭」(不需透過監察院),即可避免犯罪者黃世銘,得以檢察官身分退休月領全民17.6萬元的荒謬事件再度發生,更可形成監察院與評鑑委員會雙軌監督司法機制,有助於重建人民對司法的信任。

唯有淘汰不適任的司法害蟲,才能維護多數奉公守法的司法人員尊嚴,重建人民對司法的信任。蔡總統承擔司改重任,宣示改革司法人員監督淘汰機制,值得支持,公民應持續關注立法院及司法權責機關對司改進步決議的後續實踐。

2017年7月11日 星期二

馬英九曲解憲法 如同馬皇

黃帝穎(作者為律師、永社理事)

民報/專欄 2017.07.11
http://www.peoplenews.tw/news/56d0bd46-7ad5-4dcc-9f6e-ea68d03aa195

馬英九。(圖片來源:民報/郭文宏攝
前總統馬英九與前檢察總長黃世銘於9月政爭涉犯洩密等罪,黃世銘已判刑確定,更在民事上判賠檢察官林秀濤確定,且黃世銘不法洩漏個資,法院也判黃世銘應賠償柯建銘。但馬英九對其教唆黃世銘洩密行為始終否認犯行,甚至曲解大法官解釋,試圖脫罪。

馬英九洩密案在台北地檢署提起公訴後,被告馬英九在台北地院曾當庭辯稱「與本案密切相關的是釋字585號與627號,尤其585號解釋是最詳盡的一號。它與其他4號解釋最大的不同,就是具體闡釋了總統「行政特權」(executive privilege)的概念,這不只是總統可以拒絕立法院或監察院調閱特定文件或索取特定資訊而已,更包括總統可以決定是否對外公開有關國安、國防、外交、犯罪偵查、與政府內部決策過程等資訊。因為這是總統身為國家元首,為實踐保衛國家安全與增進人民福利的憲法承諾所必須擁有的行政權能(憲法第48條參照)。」,馬曲解大法官解釋如被法院採信,未來總統有如「皇」權。

總統行政特權未及犯罪偵查

大法官釋字第585號解釋文揭示「行政首長依其行政權固有之權能,對於可能影響或干預行政部門有效運作之資訊,均有決定不予公開之權力,乃屬行政權本質所具有之行政特權。立法院行使調查權如涉及此類事項,即應予以適當之尊重。如於具體案件,就所調查事項是否屬於國家機關獨立行使職權或行政特權之範疇,或就屬於行政特權之資訊應否接受調查或公開而有爭執時,立法院與其他國家機關宜循合理之途徑協商解決,或以法律明定相關要件與程序,由司法機關審理解決之。」,也就是說,要確認行政特權,必須先探究何行政首長(總統、行政院長、部會首長),再依法探究其行政權固有之權能。

這不是如馬英九所辯,曲解憲法使所有行政特權集權於馬「皇」一身,無限上綱總統行政權,甚至包括檢察總長黃世銘之偵查中個案秘密。

要探究總統行政特權之範圍,必須探究憲法對總統權限之規範。大法官釋字第627號解釋文明確揭示「總統依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所賦予之行政權範圍內,就有關國家安全、國防及外交之資訊,認為其公開可能影響國家安全與國家利益而應屬國家機密者,有決定不予公開之權力,此為總統之國家機密特權。其他國家機關行使職權如涉及此類資訊,應予以適當之尊重。」,換句話說,總統依據憲法對於國家安全、國防及外交之資訊,享有行政特權。這當然未及馬英九為了脫罪而曲解的「犯罪偵查」。

簡單來說,馬英九「無限上綱」的總統行政特權如可採信,總統特權涵蓋「犯罪偵查」及偵查中祕密,則前調查局長葉盛茂向陳水扁洩密應改判無罪?黃世銘向馬英九洩密應改判無罪?既然總統特權涵蓋「犯罪偵查」,檢察官辦案要監聽、搜索及聲押,應由現行向法官聲請,改為向總統聲請?憲法權力分立原則應改寫?民主法治應改為「騜」制!

從爆紅的畢典致詞談司改

黃帝穎(作者為律師、永社理事)

蘋果即時/論壇 2017.07.11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forum/20170711/1158435/

總統蔡英文昨表示,司法改革讓人民參與審判,無可迴避。
(圖片來源:蘋果日報/翻攝畫面
近來在媒體及網路上爆紅的影片,是美國首席大法官John G. Roberts Jr.上個月初在他兒子中學的畢業典禮致詞說:「我願你有時受到不公平的對待,這樣你才會了解正義的重要性……願你有剛好足夠的苦痛經歷,讓你學會同情」,這段期盼畢業生要從挫折中學習的祝福,不只與眾不同,更內涵司法者應有的「同理心」。

司法審判能秉持「同理心」,設身處地理解當事人、解決人民紛爭,人們才可能信任司法。因此,美國司法甚至透過「陪審團」制度,讓人民參與審判,避免法官的獨斷與缺乏「同理心」,而忘了「無罪推定」的確信(美國有法官認為,職業法官審判罪犯,每天眼見都是壞人,人性上難維持無罪推定信念),盡力進行符合人們生活經驗的判決。反觀台灣,司法在解嚴後仍不受人民信任,甚至中正大學2016公佈民調顯示,有高達八成四民眾不相信法官,這是民主國家難以想像的現象。

誠如美國首席大法官John G. Roberts Jr.所述「我願你有時受到不公平的對待,這樣你才會了解正義的重要性」,在台灣的司改時刻,重建司法對人民的「同理心」,是司改成功的重要因素。因此,蔡總統昨在司改國是會議籌委會表示,「司法改革要從人民角度出發,回應人民期待」,洽與建構司法「同理心」方向契合。

不論是美國陪審制或日本裁判員制度,都是讓人民有機會秉持「同理心」參與審判,其中以陪審團制度人民獨立認定事實,較能達到效果。

蔡總統昨宣示四項主張中包括:法庭透明化、法官與檢察官的淘汰機制、建立人民參與審判制度等,皆是重建人民信任司法的必要手段。面對社會長期質疑的「恐龍」法官檢察官問題,人民應持續關注,重建司法「同理心」的相關政策是否確實落實。

2017年7月10日 星期一

司改的前瞻性 建立自動車法制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永社理事)

ETNEWS新聞雲/法律 2017.07.10

司改國是會議討論的議題雖多,但仍是著重於除弊,致無未來性的思考。行政院力推的前瞻建設計畫就讓人反思,司改是否也該有前瞻性的規劃,這或許可從自動車法制的建立,做為一個開始。

隨著科學技術的日益成熟,自動車(autonomous vehicle)或無人駕駛車(driverless car)已從科幻電影的想像逐漸走入現實。而提到自動車的好處,諸如減少汙染、運輸時間縮短、停車空間縮小,甚至是事故減低等等,就不得不讓人想到,行政院原先所提的八千多億前瞻計畫,竟有四千多億是用於備受爭議的軌道建設,能否有效解決交通問題,未可知,卻肯定對已經困窘的國家財政,增添更大負擔。

與其如此,是否該以較少的經費,投入自動車的研發。惟如此的發展,卻得在法制上有翻轉性的改變,如歐美、日本等先進國家,無不思考法制面如何調整與修改,以應付此等趨勢。相對於此,台灣不僅在自動車的研發亟待努力,對於現行法制如何因應,更是付之闕如。

關於自動車上路,最必須被面對的課題,即是車輛發生事故時,法律責任的歸屬。傳統上,對交通安全的規範,乃是以駕駛人歸責為核心,故於發生車禍時,就刑事責任來說,基於罪止一身原則,就只能以肇事者為處罰對象。而就民事責任來說,除駕駛人外,雖可能擴及於法律先推定有過失的雇用人,甚至是商品製造人,但若其能舉證自己無過失,仍可免除賠償責任。至於汽車所有人,除非其同時為雇主或製造者,否則依據我國現行法制,車輛提供者並無須擔負任何賠償責任。

而就目前汽車現況,雖已有定速、導航、自動煞車與停車等裝設,但因仍以人力操控為主導,尚不能納入自動駕駛的領域。故所謂自動車,應是指加速、減速、操控全由電腦運作,至於駕駛人僅能在緊急狀態下介入,或者根本不讓人力操縱可能與空間之無人車。

故在自動車仍有自然人在其內的情況,由於人力可隨時操控,故當事故發生時,依然可適用現有的民刑法制為處理。只是於此時,人為操控已變成是輔助,不管是民事或刑事,故應以駕駛人為歸責重心,但是否也該提高商品製造者的注意義務與責任,亦是法規範必須重新思考之處。

更麻煩者,恐是完全無人駕駛的自動車,由於此種型態已經脫離自然人的掌控,則當事故發生時,刑罰對象到底要歸屬給車輛製造者、所有人,抑或是程式設計者,就會產生疑問,也勢必會對所謂行為責任原則,造成極大的衝擊。至於民事部分,目前以駕駛人為歸責中心的體系,亦將無用武之地,致須重新建立以製造者為歸責重心且採無過失責任的規範結構。至於車輛提供者、程式設計者,是否亦該納入連帶賠償的範圍,亦得有不同以往的思維與立法模式。

由於要設計一套對自動車的全新與完整的法制,實有極高的難度,但至少於現階段,主管部門趕緊制訂實驗車上路的規範與準則。這可能包括,自動車上路前的檢測標準、是否要有駕駛人在其內及需要何種資格、可行走的路段與時間,甚至是責任險的最低額等等。畢竟,法律條文的修改與規範完整性,雖然肯定無法趕得上社會的進步與進化,卻也不能成為科技發展的絆腳石。

2017年7月7日 星期五

【中國709大抓捕兩週年|讓李明哲及709人們回家】會後新聞稿

時間:2107.07.07(五)09:00
地點:立法院中興大樓101室

中國709兩週年,台灣NGO呼籲中國釋放李明哲、劉曉波、709在押人士

昨日(6日)歐洲議會通過決議,呼籲中國釋放劉曉波與李明哲,並且對於所有被關押的個人,應予合於中國法律的程序保障,包括會見家屬、根據自己的意願聘請律師的權利。適逢震驚世界的中國709大抓捕事件兩週年,台灣多個關注中國人權的NGO召開記者會,呼籲中國立即釋放李明哲、劉曉波以及709案的在押人士,聲援滕彪「中國人權律師節」的倡議,以及呼籲中國政府應給予其關押的被告及嫌疑犯合乎國際標準的正當法律程序。

立法委員,同時也是跨黨派立法院跨黨派國際人權促進會召集人尤美女首先對於李明哲、中國人權律師謝陽以及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受到中國的迫害感到憤怒,並且提到:「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強迫失蹤工作小組已正式回覆受理李明哲案,以及歐洲議會通過決議要求中國釋放李明哲與劉曉波。」,尤美女也譴責中國刻意隱瞞與拖延治療劉曉波的行為並不符合中國政府對外表示「依法保障服刑人員的生命權、健康權。」的宣稱,並且在這個背景下,也不禁讓人擔心「中國是否能像他對外宣稱的,確保李明哲的健康和人身安全。」最後,尤美女也提到「709案」已屆兩週年,中國政府對人權律師以及家屬們的迫害卻仍未停止,她呼籲「中國政府應該給予被關押的人士合乎國際標準的正當法律程序。

台北律師公會人權委員會主任委員林子琳律師提到709案件已經兩週年了,目前還有律師仍被中國關押,甚至王全璋律師被關押已經超過700天,這中間沒有任何會見,對於程序保障並不足夠。林子琳呼籲中國政府遵守他們的國內法以及國際上對於相關人權保障的約束。林子琳呼籲台灣立法院盡快通過難民法,並且表示對於709在押律師、律所助理的支持,同時也聲援滕彪律師對於「中國人權律師節」的倡議。最後林子琳表示,任何一個律師以及公民,都不應該因為他們為了維護人權而遭受苛責或不利對待。

台灣聲援中國人權律師網絡副召集人魏千峯律師發言首先對於李明哲、劉曉波以及709在押律師表達聲援,魏千峯提到:「一個國家,能夠在一兩個星期內,帶走兩、三百位律師、律所人員,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魏千峯也從最近中英聯合聲明被當作歷史文件的事件說明,不僅是對國內人民,中國對於香港、西藏以及台灣的壓迫,其實都是相同的。台灣除了把自己顧好,也要盡力支持中國人權。

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邱伊翎發言首先提到了在歐洲議會昨天決議的辯論過程中,歐洲議員不斷強調歐盟即使跟中國有很多貿易往來,也不能因此忘記人權價值,但可惜台灣未能有其他跨黨派的委員為此事發言。邱伊翎也提到,今天是709兩週年,在李明哲以及其他709在押人士仍未被釋放下,709兩週年不是紀念,而是一個提醒,邱伊翎說:「雖然他們被失蹤,沒有出現在大家面前,但是我們不會忘記他們,我們也不會忘記他們所提倡那些人權及民主的價值,我們會選擇跟這些價值站在一起。當我們放棄這些價值,保持沉默,與強權妥協。我們就真的忘記他們了。」最後,邱伊翎呼籲台灣政府以及台灣公民社會:「當今天國際媒體、國際人權團體、歐盟議會以及聯合國人權機制都已經表明立場,台灣政府以及台灣的立場是什麼?」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執行長黃怡碧說明,今年四月初,因李明哲案,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所屬之緊急救援系統提出申訴,四月底時,他們已要求中國政府針對李明哲案提出清楚說明,後來由聯合國禁止強迫和非自願失蹤小組受理李明哲案。強迫和非自願失蹤小組的工作模式是牽起失蹤者家屬和讓人失蹤政府的管道,未來中國政府有任何回覆,小組都會提供給李明哲家屬以及人約盟。

最後,主持人說明,本週日為709兩週年,為了聲援李明哲、劉曉波,聲援中國709事件受害的人權律師與維權人士,當天(7/9)將在下午兩點到四點半於台大校友會館3A會議室舉辦《退無可退》紀錄片播放,同個時段於永和台灣圖書館1樓簡報室,會有《709人們》紀錄片播映,以及當日下午四點到晚上九點,在永和四號公園有擺攤連署活動。

【出席】
尤美女|立法委員、立法院跨黨派國際人權促進會召集人
林子琳|律師、台北律師公會人權委員會主任委員
魏千峯|律師、台灣聲援中國人權律師網絡副召集人
邱伊翎|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
黃怡碧|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執行長
周慶昌|台灣聲援中國人權律師網絡執行秘書

【主辦】 立法院跨黨派國際人權促進會、永和社區大學、文山社區大學、台灣人權促進會、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冤獄平反協會、臺灣聲援中國人權律師網絡、永社

【國際709同步活動】
[台灣]中國人權律師「劫」.「709大抓捕」兩週年紀錄片放映聲援會
7/09,14:00-16:30
@臺大校友會館3A會議室

[台灣]中國709大抓捕2週年.讓李明哲及709人們回家
7/09,14:00-21:00
@永和四號公園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788464477997855

[香港]中國人權律師節 - 《709人們》放映會
7/09,16:30 - 18:30
@香港大學 鄭裕彤教學樓二層模擬法庭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848884368621180

[日本]709人們:撰寫與撕毀:中國民主的想像與壓制
7/09,18:30
@早稻田大學 22號館508室

[美國]中國人權律師節
7/09, 美東時間上午10點
@美國華盛頓 1701 20th St NW, Washington, DC 20009
形式:圖片展、紀錄片放映、聚餐、討論會、遊行、全球連線與直播。
(社交媒體標籤:#中國人權律師節 #709lawyers)

【相關報導】
自由時報/錯的是中國!民團:李明哲案 台灣政府不該低

民報/國際站在台灣這邊!709大抓捕前夕 民團籲釋放李明哲
http://www.peoplenews.tw/news/09872a75-dc53-4cfc-8764-8d31205ad21f

公視新聞網/709大抓捕將滿兩年 台灣民間聲援李明哲與在押中國維權人士
http://pnn.pts.org.tw/main/2017/07/07/%E4%B8%AD%E5%9C%8B709%E5%A4%A7%E6%8A%93%E6%8D%95%E5%85%A9%E5%91%A8%E5%B9%B4-%E5%8F%B0%E7%81%A3%E6%B0%91%E9%96%93%E8%81%B2%E6%8F%B4%E4%BA%94%E5%9C%A8%E6%8A%BC%E7%B6%AD%E6%AC%8A%E4%BA%BA%E5%A3%AB/

蘋果即時/709大抓捕前夕 民團要求中國釋放李明哲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70707/1155980

中央社通訊/尤美女呼籲中國 釋放劉曉波李明哲[影]
http://www.cna.com.tw/news/aipl/201707070072-1.aspx

風傳媒/「國際站在台灣這邊!」 台權會邱伊翎:李明哲沒錯,錯的是中國
http://www.storm.mg/article/295170

中央廣播電臺/國際關注李明哲案 NGO籲我政府積極勇敢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355259

中時電子報/709兩周年 民團促陸釋放李明哲劉曉波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707002886-260407

聯合新聞網/歐洲議會籲釋放李明哲 人權團體:做錯事的是中國
https://udn.com/news/story/6656/2569153


記者會影片請見民間司改會網站: https://www.jrf.org.tw/articles/1363

更多詳情,請見臺灣聲援中國人權律師網絡臉書頁面: https://goo.gl/jzGdqQ

2017年7月6日 星期四

疑點不只七天拿到建照

黃帝穎(作者為律師、永社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7.07.06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116650

檢廉追查遠雄新北弊案,意外發現大巨蛋案外案,直指前台灣建築中心執行長許銘文,疑在二○一一年任內對大巨蛋防火避難審查放水,與台北市政府在七天內火速通過大巨蛋建造執照。對此,營建背景出身的台北市副市長林欽榮昨坦言「確實有異於一般」。

檢廉偵辦遠雄涉弊,一路從新竹眷改案、桃園八德合宜住宅案、新北林口A7,追查至近日收押趙藤雄的海山煤礦等都更開發案,社會肯定檢廉認真執法。然對於金額更為龐大的台北市大巨蛋案,其中疑點甚多,筆者僅列舉其中三項,為檢廉加油。

一、 營建署審查委員及台建中心委員曾在二○一一年一月十一日及六月廿三日提出大巨蛋逃生等公共安全疑慮,但台建中心卻在隔日(廿四日)即通過性能式審查,馬政府營建署更在六月廿七日通過性能式審查評定認可通知書,郝市府在短短七天內核發大巨蛋建造執照,讓遠雄免去百億元的解約金風險。

但柯市府二○一五年調查大巨蛋案發現,遠雄當時並無提出修正。既有安全疑慮,何以二○一一年從馬政府到郝市府,七日火速通過遠雄大巨蛋建照?

二、 馬英九市長與趙藤雄在議約程序外私會,擅自免除法定應記載的大巨蛋營運權利金(此有台北市政府廉政會「遠雄大巨蛋案,廉政透明委員會第一階段調查報告書」第廿至廿五頁(https://taipeicity.github.io/tpe_dome/assets/遠雄大巨蛋案廉政透明委員會第一階段調查報告書.pdf),及時任台北市財政局長李述德錄音為證),其中馬對趙是單純圖利?或有其他對價關係?

三、馬市府主導之大巨蛋案,由遠雄獨家得標後,遠雄擬變更協力廠商,屢遭甄審會駁回,但遠雄曾兩度宴請三名甄審委員,其中一名委員帳戶更多出二九○萬元,最後甄審會改讓遠雄順利通過,此相關不明財產來源為何?趙藤雄在新竹、桃園和新北的行賄模式,唯獨在馬市府的大巨蛋不適用?

2017年7月5日 星期三

趙藤雄真的栽了嗎?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永社理事)

民報/專欄 2017.07.04
http://www.peoplenews.tw/news/e4f72a93-01c4-49d3-a964-d123eaa52c1e

遠雄負責人趙藤雄遭收押禁見,由於他先前曾因行賄罪,而以二億元換免囚,現仍處緩刑期,若又有案件被定罪將被撤銷緩刑,此次弊案,真會讓趙藤雄認栽嗎?(圖片來源:民報資料照/張良一
北檢指揮廉政署大動作搜索遠雄總部與新北市府,以調查都市更新的貪瀆及遠雄企業遭淘空等弊案,遠雄負責人趙藤雄也遭法院收押禁見。由於趙藤雄先前曾因行賄罪,而以二億元換免囚(詳見拙著:有錢就可以免囚嗎?),現仍處緩刑期間,若又有案件被定罪,就會被撤銷緩刑。只是此次的弊案,真會讓趙藤雄認栽嗎?

就遠雄取得海山煤礦旁土地申請變更造鎮案來說,當然得調查其中有無行賄、收賄之事實。惟因貪污犯罪具有高度的隱密性,若未能即時查到金流狀況,就難為訴追,即便查有利益往來的證據,又會涉及是否有對價性之疑難。尤其民意代表,並無具體的職務權限,且任何議會決議,也非單一個人所能決定,除非能證實其收受來自於廠商的利益,並以預算來逼迫主管公務員就範,否則,就很難判斷其中有對價性。只是要證明議員有向官員施壓來放水,實不容易,到頭來,民意代表可輕易以政治獻金規避;未曾收受利益的公務員,反會成為貪瀆治罪的對象。

又因貪瀆犯罪的訴追重點在公務員,故就算查有收賄,但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5項,行賄者只要於偵審中自白,就必然減刑。這樣的規定,能否有效誘使行賄者吐露真實,不得而知;但因法條並未明文,須先與檢察官達成認罪協商,亦無期間的限制,就算供述前後反覆,只要在判決確定前認罪,如趙藤雄於合宜住宅案之情況,法官必得為減輕或免刑,致完全暴露出刑罰優待條款的粗糙性,致讓人有可乘之機。

一旦無法查出有受賄、行賄之情事,就僅能以圖利罪來論處。惟公務員須於主觀上明知違背法令,客觀上要有圖利行為,且要人因此得利,才足以該當此罪。而由於都市計畫的變更,須經過重重關卡的審查,若快速過關,尤其是環境影響評估,難免啟人疑竇。惟在法律不會去規定審查須於何時完成,亦有多人參與,也有依法定程序進行下,以專案且迅速通關的都更案,就難說是圖利,反可被界定是便民。而就算證明公務員有不法輸送利益予私人,但因圖利罪並不處罰受圖利者,遠雄企業也可置身事外。

至於趙藤雄以人頭公司搶標遠雄人壽之工程,並浮報工程費以淘空公司之部分,所可能涉及者,即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2、3款,即非常規交易與特別背信罪。此等罪名的法定刑為三到十年,不法所所得超過一億元,還可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似就會成為治罪的重心。

惟要證明得標公司為趙藤雄所掌控,甚至有金錢來往,恐不能只憑理所當然的直覺,而須有堅實的證據。況且,私人企業非公部門,即便不公開招標、或者獨厚某家公司,甚或標案金額有違市場常態,若無法證明是董事長一人獨斷,要說交易違反常規之交易,實也有違罪刑法定原則。

其次,就浮報工程費用,尤其是顧問費的高低,恐更難為判斷,致易落入私法自治之領域,尤其是公司對外的任何契約,往往必須經由一定的程序,即便有瑕疵,能否合致於特別背信罪的違背職務,實也有疑問。甚且,是否有損害公司利益、是否有不法意圖等等,恐不能僅以片段的會議內容、文書等,即為已足。若最終,這些斷簡殘篇的文件,無法被完整連結,基於罪疑惟輕,也須以無罪為終。

肅貪機關強力掃除黑金,這是理所當然,只是有太多的前例,讓人難以期待。或許藉此機會,得再次反省肅貪法制與經濟刑法,處處充滿不確定與模糊,致難以有效防制犯罪之處,這絕對是當務之急。

2017年7月3日 星期一

Pensioners not likely to find legal redress

Wu Ching-chin 吳景欽

(Wu Ching-chin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chair of Aletheia University’s law department and director of Taiwan Forever Association)
(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主任、永社理事)
Translated by Eddy Chang

TAIPEI TIMES / Editorials 2017.07.02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editorials/archives/2017/07/02/2003673707/1

On Wednesday, the legislature passed the Act Governing Civil Servants’ Retirement, Discharge and Pensions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

The act will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income replacement ratio and 18 percent preferential savings rate for civil servants. Although some of the pan-blue camp’s legislators are planning to apply for a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on the matter, seeking legal remedies might not be easy.

According to Article 5, Paragraph 1, Subparagraph 3 of the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Procedure Act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 it takes one-third of legislators to reach the application threshold for a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As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KMT) only has 34 seats in the legislature, it needs four more to reach the threshold; it cannot meet the requirement without the assistance of other parties.

If the KMT’s application does not work, it would have to rely on the public to apply for it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5, Paragraph 1, Subparagraph 2 of the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Procedure Act, which states that an individual can also apply for a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when their constitutional rights are infringed.

However, that person can only reach the threshold when their constitutional rights are actually infringed and when all other legal recourse has been exhausted.

As the retirement act is not to take effect until July 1 next year, the benefits for retired civil servants are unlikely to be affected until then, so they would not qualify to apply for administrative remedies at the moment. Should their potential lawsuits fail in years to come, they could apply for a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Even if they can overcome all procedural obstacles to a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and submit a case to the Council of Grand Justices, whether the grand justices would declare the controversial retroactive legislation unconstitutional is unknown. So the issue actually involves the old and new laws, as well as the dilemma of retroactivity or non-retroactivity. How to apply the laws might be questionable by then.

Take the preferential savings rate for example. Agencies adjusted it through an administrative order in 2006. In response to a retired public-school teacher’s petition later, the grand justices issued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No. 717 in 2014.

It states: “Laws and regulations that grant financial interests to the people and that carry a predetermined period of applicability, within the said period of time should be accorded a relatively high level of trust. Unless there is an urgent matter of public interest, they should not be curtailed. Should new regulations be issued after the expiry of the said period of time then the issue of reliability does not arise.”

Nevertheless, it also states: “Besides the requirement to avoid a complete cessation of all privileges granted, in examining the level of reductions to be made, one should also consider making such reductions in installments and taking into account differences in the capacity of the objects falling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regulations, so as to prevent excessive harm to their reliability of interest.”

Therefore, on the constitutional battlefield in the future, apart from whether such retroactivity in the pension act is constitutional, a key will lie in whether it can effectively protect civil servants’ reliability of interest and retirement life.

Can this argument really be solved by the grand justices, who often deliver abstract and ambiguous interpretations?

A large question mark hangs over that.

遠雄案肅貪追弊 會不會雷聲大、雨點小?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永社理事)

ETNEWS新聞雲/法律 2017.07.02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70702/957422.htm

遠雄企業遭淘空及都更的貪瀆弊案,是展現執法機關的肅貪決心,抑或可能虎頭蛇尾,值得持續關注。(圖片來源:《鏡週刊》提供
檢廉大動作搜索遠雄總部與新北市府,以調查遠雄企業遭淘空及都更的貪瀆弊案。由於遠雄負責人趙藤雄,曾以繳交2億元給國庫換取免囚,目前正處緩刑期間,若又有案件被定罪,就會被撤銷緩刑。此次案件,是在展現執法機關的肅貪決心,抑或可能是虎頭蛇尾,值得持續關注。

趙藤雄涉嫌利用人頭公司搶標遠雄人壽之工程,並浮報工程費以淘空公司之案件,所可能涉及者,即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2、3款,即非常規交易與特別背信罪。此等罪名的法定刑為3到10年,若不法所得超過一億元,還可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似成為檢方手中最強力的武器。

但要證明得標公司為趙藤雄所掌控,甚至有金錢來往,恐不能只憑理所當然的直覺,而須有堅實的證據。況且,私人企業非公部門,即便不公開招標,或者獨厚某家公司,甚或標案金額有違市場常態,若無法證明是董事長一人獨斷,要說交易違反常規或是違背職務,顯有違罪刑法定與無罪推定原則。從此也暴露出,目前對於經濟犯罪的刑法規範,由於要件極為模糊與不確定,致難以為定罪。

而就遠雄取得海山煤礦旁土地申請變更造鎮案來說,當然得調查其中有無行賄、收賄之事實。惟因貪汙犯罪具有高度的隱密性,若未能即時查到金流狀況,就難為訴追,即便查有利益往來的證據,又會涉及是否有對價性之疑難。尤其民意代表並無具體的職務權限,若無法證實其以預算來逼迫主管公務員就範,實很難判斷有對價性,致易以政治獻金來規避。

又因貪瀆犯罪的訴追重點在公務員,故就算查有收賄,但依《貪汙治罪條例》第11條第5項,行賄者只要於偵審中自白,就必然減刑。這樣的規定,能否有效誘使行賄者吐露真實,不得而知,但因法條並未明文,須先與檢察官達成認罪協商,亦無期間的限制,就算供述前後反覆,只要在判決確定前認罪,如趙藤雄於合宜住宅案之情況,法官必得為減輕或免刑,致完全暴露出刑罰優待條款的粗糙性,致讓人有可乘之機。

一旦無法查出有受賄、行賄之情事,就僅能以圖利罪來論處。惟公務員須於主觀上明知違背法令,客觀上要有圖利行為,且要人因此得利,才足以該當此罪。而由於都市計畫的變更,須經過重重關卡的審查,若快速過關,尤其是環境影響評估,難免啟人疑竇。但在法律上,不會去規定審查須於何時完成,亦有多人參與,也有依法定程序進行下,以專案且迅速通關的都更案,就難說是圖利,反可被界定是便民。而就算證明公務員有不法輸送利益予私人,但因圖利罪並不處罰受圖利者,遠雄企業也可置身事外

總之,肅貪機關強力掃除黑金,當然是全民所期待,只是有太多的前例,讓人有所失望。希望這次,不會是雷聲大、雨點小。

2017年7月2日 星期日

聲押趙藤雄 待辦大巨蛋

黃帝穎(作者為律師、永社理事)

民報/專欄 2017.07.01
http://www.peoplenews.tw/news/5eb3aef8-e8f4-4e9f-b254-3d5cdf46d268

逺雄集團董事長趙藤雄官司不斷,現在又面臨被羈押禁見的命運。圖為他前往台北市政府,與副市長鄧家基會談的資料畫面。(圖片來源:民報/張良一
遠雄集團再爆弊案,檢廉日前分50路搜索,約談遠雄創辦人趙藤雄、國民黨新北市議員周勝考等66人;趙移送台北地檢署複訊,歷經5小時偵訊後,北檢認為趙、周2人涉嫌重大,依涉犯《貪污治罪條例》向法院聲押禁見。

媒體報導,檢廉偵查發現,勝益營造與遠雄建設合作密切,遠雄曾借給勝益4000萬元,勝益也標到遠雄大巨蛋的土方工程,而勝益的實際負責人,竟是國民黨籍新北市議員周勝考,不排除周利用議員職權包庇遠雄及自己的公司。

遠雄的大巨蛋涉弊,恐不僅止於土方工程。事實上,時任台北市長馬英九與遠雄董事長趙藤雄在正常議約程序外會面,並擅自免除法定應記載的大巨蛋營運權利金,涉嫌貪污治罪條例圖利罪,此雖經台北市政府廉政會函送北檢偵辦,但馬英九涉嫌圖利趙藤雄的法律責任,尚待檢察官訴究。

台北市政府廉政透明委員會調查「遠雄大巨蛋案,廉政透明委員會第一階段調查報告書(中華民國104年5月8日)」,於報告書第20-25頁所示,有關台北市政府大巨蛋案之議約,在2004年9月23日第三階段「第三次議約會議」的錄音檔顯示,時任台北市財政局長李述德提及遠雄打算都市計畫變更,具體的表示:「我也講一下,這協商主要是,因為這是重大議題,所以特別由遠雄董事長跟市長親自見面,做一些溝通之後,大家有共識。」;李接著談到營運權利金,竟稱「府裡的高層認為乾脆這個部分就不提」,足證馬市長與趙藤雄親自見面後,擅自免除遠雄的營運權利金。

促參法第11條第2款規定:「主辦機關與民間機構簽訂投資契約,應依個案特性,記載下列事項:二、權利金及費用之負擔。」,再按台北市政府當時公告大巨蛋標案「徵求民間參與興建暨營運台北文化體育園區大型室內體育館開發計劃案申請需知」,第2.7規定「營運權利金:由申請人自行提出,按每年營業收入百分比計收」,亦有權利金的明文規定,簡言之,「營運權利金」為台北市大巨蛋標案之法定應記載事項。

但台北市政府與遠雄最終簽約,大巨蛋案合約書第12條竟變成「權利金:本計畫無權利金」,足以證明時任市長馬英九私下對趙藤雄同意免除「營運權利金」,係「明知違背法令」,以事後修改合約的方式,棄守台北市政府權益以圖利遠雄,即馬前市長涉犯貪污治罪條例之圖利罪。

北市府調查馬前市長涉嫌圖利趙藤雄的事證明確,檢方目前辦了遠雄與朱市府,聲押趙藤雄,值得肯定,但請別忘了,遠雄與馬市府的大巨蛋案,尚待積極偵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