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報／專欄 2015.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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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民報／取材自網路） |
對於侮辱他人的行為，在我國除須負有民事侵權責任外，還可能涉及刑法第309條第1項的公然侮辱罪。惟基於刑法的謙抑性原則，針對侵害人格權的行為，是否值得動用刑罰，一向備受爭議。尤其公然侮辱罪的法定刑僅為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又屬告訴乃論，珍貴的司法資源，就可能耗費在此種處罰極輕，甚至不可能被懲罰的行為裡。
而關於侮辱與否，除須考量被害人的主觀感受外，更須從一般社會通念來衡量，故即便是同一句話，卻可能因為時空或所指涉對象等的差別，致有不同的認定標準。如在好朋友聚會時，互虧為白癡、神經病等等，或許只是無傷大雅的玩笑，但若非屬這樣的場合，此等用語就可能涉及侮辱。又如罵人沒有法律知識，或許尚不涉及侮辱，但如果這句話是用在律師身上，就可能觸犯公然侮辱罪。
惟是否侮辱，畢竟涉及高度的人格價值判斷，就無客觀性可言，致易生爭議。比方說在現今，指稱某人像洪秀柱，或像宋楚瑜，抑或是像蔡英文，到底哪一個是在褒揚、哪一個是在貶抑，實也難以有個基準，又同樣的話語，亦可能因時代的變遷，而產生質上的變化。如曾發生的案例是，某人在拍賣網站，針對站長的指責，出現「婊賣家」之用語，雖然婊字在普遍的認知裡，當然指的是從事性工作者，自帶有侮辱之意。只是在網路世界裡，婊字似乎只是在指責對方，並無任何的貶損之意。不過，此案的第一審雖判決被告無罪，但來到第二審，卻又認為此為妓女之意而判處有罪，因此等案件屬不得上訴第三審的案件，故就因此確定。而如果觀察此案第一審與第二審的判決差別，或許非來自於法條如何解釋與適用，而是有相當大的原因，是取決於法官接觸網路世界的頻率。尤其在第一審法官普遍較第二審法官年輕下，會產生一、二審判決的差別，實就不難理解。
而如此的飄忽不定的侮辱認定，也完全反映在金溥聰自訴馮光遠的案件。因在此案最受矚目的，即是馮的文章所提及馬總統與金溥聰間有所謂特殊性關係。就常人看到或聽到這樣字眼所聯想到者，當然是兩者有不可告人的曖昧關係，此句話自被解讀成是特殊的性關係。惟被告方必會指稱，其花了很大篇幅在討論兩人的權力糾葛，如果詳讀其前後文脈，就應解讀成是特殊性的關係，以來相對於一般性的關係，何來侮辱之意？只是如此的說法，卻又產生一個很大的問題，即會詳細熟讀上下文脈絡且相當清楚理解作者所表達的意思者，實在不會太多，閱讀者還是會被文中的某些特殊字眼所影響。更何況，作者內在的意圖到底為何，恐也只有其自己才能明白。
而最終，法院就此部分，雖採擇被告方的說法，惟從一個微小的逗點位置之差，竟成為有罪、無罪的重要關鍵，著實令人驚訝，更讓人思考，若換了不同的法官，結果是否會相同？
也因此，所謂侮辱與否的司法判定，到底是取決於常識的認知，還是原告的內在感受，抑或是被告的主觀認知，甚至是法官的恣意決定，恐怕永難說的清楚、講的明白。更顯露出，公然侮辱亟待除罪化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