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主任、永社理事）
民報 2014.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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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舉期間，檢察官的任何舉措勢必動輒觀瞻，不管有無任何政治意圖，但只要執法充滿瑕疵，不僅讓人質疑其法律專業性。（網路資料，民報合成） |
依據刑事訴訟法101條第1項，檢察官向法院聲請羈押，雖以被告有逃亡、湮滅證據或串供之虞為理由，但其前提卻須以被告犯嫌重大為前提。也因此，若無任何犯罪嫌疑，卻向法院聲請羈押，不啻是將聲押與否，當成是逼使當事人自白的手段，致違反緘默權的保障。而以選前爆發的柯辦竊聽案來說，檢察官明明是以關係人或證人身分傳喚柯辦幕僚，卻於訊問後將其改列被告。如此的身分轉換，於檢察實務雖已司空見慣，但這種身分轉換，不僅會對當事人造成突襲，更可能侵害人民的訴訟權保障。尤其在無任何犯罪證據的情況下，檢方亦知不可能達於聲押之門檻，竟又諭令保釋，若相對人為省卻程序之煩而屈服，就等同認罪，致嚴重侵害人民的不自證己罪權。雖然柯辦幕僚並未因此就範，並堅持自己的清白，卻仍遭限制住居，致讓人質疑檢方行使職權的恣意與專斷。
雖然在1997年，我國刑事訴訟法修正，將偵查中檢察官的羈押權去除，而回歸法官手中，但此改革並未徹底。因檢方在認為無羈押必要時，仍可直接命被告為保釋、責付或限制住居。故於檢察官仍握有這些強制處分權限下，就難避免其以此等替代羈押的手段來迫使被告認罪，而使法律所賦予給人民的緘默權與不自證己罪權遭挖空。這於柯辦竊聽案的偵查過程中，已完全暴露出種種的弊端，也因此，檢察官所握有替代羈押的裁量權，恐該修法來為刪除，以完全回歸法官保留。而在柯辦竊聽案更讓人質疑者，即是關於檢察一體的界限。
根據法院組織法第64條，上級檢察官除可親自處理下級檢察官所承辦的案件外，亦可將案件移轉給其他檢察官，此即被稱為檢察一體原則，也成為檢察長介入具體個案偵查的法律依據。惟對於檢察一體的界限到底在哪，卻一直有爭議，此於政治敏感性特別高的案件，尤其如此。
而為了使此界限更趨明確，在2011年所通過的法官法第93條第1項就規定，檢察長只有在統一訴追標準、承辦檢察官有偏頗之虞或者案件複雜的情況下，才能以書面附理由為介入或將案件移轉。更在第92條第2項明訂，若上級檢察官的指揮命令，涉及強制處分權之行使、犯罪事實之認定或法律之適用者，其命令亦應以書面附理由為之。而對於此等指揮命令，承辦檢察官亦可為書面表達不服。凡此規範，一方面可明確化檢察一體的界限，也能防止檢察長任意干預辦案，檢察體系自可避免淪為政爭工具。
只是法規範是一回事、現實運作又是一回事。一個簡單的道理，即是上級檢察官若逾越法律界限為指揮，就算承辦檢察官據理力爭，怎可能笨到以書面留下證據？更何況，就算書面陳述不服，若上級仍維持原命令，下級檢察官也只能默默接受，抑或請求將案件移轉，甚或是到封閉的檢察官論壇去吐苦水。凡此種種，實非法治國該有的現象，也突顯出目前法官法對於檢察一體之限制，就只具有宣示意義，致與道德條款無異。
於選舉期間，檢察官的任何舉措勢必動輒觀瞻，不管有無任何政治意圖，但只要執法充滿瑕疵，不僅讓人質疑其法律專業性，亦難去除為政治服務、政治打手的惡名。這可能是在九合一選舉後，檢察體系必須深切反省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