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帝穎
極光期刊第328期2012.11.20
http://blog.roodo.com/aurorahope/archives/21191040.html
一、前言
特偵組的存廢議題，從民間討論到立法院，其中特偵組偵辦政治性案件的公正性與合法性問題，最受人質疑，而具有高度政治性的陳前總統偵辦過程，正可作為檢驗特偵組的指標性案件。
二、檢察官應堅守「客觀性義務」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客觀性義務係貫穿整部刑訴法典，立法者開宗明義即要求檢察官必須承擔相當程度的客觀性義務，而放在第二條的立法意旨，即此義務在整部法典中之所有程序，皆持續性地存在。換言之，立法者在整個刑事程序中，不斷的要求檢察官要隨時檢查自己的作為是否客觀正確，就算是檢察官根據自己的判斷起訴被告，於整個一審程序中，充分攻擊被告後，仍在最後法院判決之前，立法者仍然要求檢察官應重新審視整個審判程序過程，雙方所呈現的證據資料，檢察官本於客觀立場判斷，檢驗自己原初的起訴是否正確，進而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69條第1項，若檢察官發現自己有誤，甚至應撤回起訴。
檢察官「客觀性義務」，尚有一核心精神，即「偵查不公開」的遵守，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1項以及第3項規定，檢察官在起訴前的偵查過程中，應該對於偵查行為加以保密，避免形成「有罪推定」和輿論審判。
實則，刑事被告防禦權之保障，係現代民主法治國家所當然賦予，而檢察官除了應確保刑事被告之基本權利外，尚必須遵守貫穿整部刑事訴訟法的「客觀性義務」，體現包括：偵查不公開、起訴法定、判決前撤回起訴等原則，一旦檢察官失去客觀性，則除了「法治」價值遭受破棄，人權保障亦將猶如風中殘燭。
客觀性義務如何透過監督來實現，筆者認為，當前的監督僅僅是「人的監督」，是極端仰賴檢察官個人的自我監督，或者是檢察長的上對下的監督，乃至於最後是提名檢察總長的總統對於檢察總長的監督。簡而言之，這是一個仰賴「人的品質」的制度，是一個「人治」的制度，這樣的制度，忽略了人每天活在各種利益交錯以及慾望導向的真實世界。
在真實世界中，檢察官恐多期待升官，進入最高檢察署歷練，而期盼長官拔擢，惟此時主政者若沒有民主法治信念時，人民何以期待檢察官維持「刑事訴訟法所要求之客觀性義務」？又如何期待高度人治色彩的特偵組，能尊重當權者政敵（例如：被告陳水扁）的防禦權？
三、特偵組踐踏「客觀性義務」
刑事訴訟法第221條規定，檢察官經過調查程序，如果取得之證據，經過充分評估，認為該案之被告有「高度可能於起訴後獲得有罪判決」，則檢察官有義務起訴該案被告。換言之，依據犯罪偵查所得之一切證據資料，檢察官必須角色扮演，假設自己是法官，自己會允許哪些證據有證據能力，然後評價這些有證據能力的證據，是否有充分的證明力，隨後綜合評價所有證據資料所建構之待證事實，如果檢察官發現，起訴後法官判決被告有罪的可能性很高，則檢察官必須提起公訴，無濫權不追訴之餘地，此即檢察官客觀性義務之實踐。
基此，檢察官如果是先預設被告有罪，在勉強湊合找證據，即違背檢察官客觀性義務，然而這樣的濫權行逕，卻毫不避諱的在號稱法律界菁英集中地－特偵組上演。
（一）威脅利誘、恐嚇證人
媒體報導指出：「台北地院審理二次金改案，昨上午傳喚元大總裁馬志玲、馬維建父子及扁家密友杜麗萍進行辯論，法庭氣氛火爆，杜不滿被說曾畏罪自殺，情緒失控咆哮，表示自殺壓力來自檢察官，以羈押威脅她咬出馬家及陳水扁。….昨開庭時，檢察官郭麗娟說：『杜麗萍自殺是因為擔心東窗事發。』杜立刻表示異議並說：「你們（檢）說我畏罪自殺，我今天就把事情通通講出來！當初檢察官對我說『妳如果再講是政治獻金（元大給扁家2億元），就羈押妳』，我有一個女兒在家裡，你們就是要我咬陳總統。」
此事尚未得到可信的調查結果，然而特偵組威嚇證人咬陳前總統，此等踐踏檢察官「客觀性義務」的新聞，已將永遠留在台灣司法的歷史上。
（作者為律師、台灣教授協會會員）